东风大院的“年”

在我上小学之前家里就从道里安和街搬到东风街21号，大院有一个小二楼和一趟三住户的平房，平房和小二楼对着，中间是个大院，我家住在平房最里面，我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

院里共十几户人家，大人们差不多都在一个单位上班，所以，院里的人自然比别处相熟、亲近些。

大院往外走有个门洞，一个漆黑的铁大门把守着，关上门，院里就是个小集体。

七十年代，各个院里兴起名，有叫“红旗大院”的，有叫“红卫大院”的……我们院里大人们一合计，咱们住东风街，索性就叫“东风大院”吧。

于是，某一天，一块红彤彤的“东风大院”牌匾面朝大街，挂在了铁大门上面。住在东风街其它院落的人只能看着牌匾琢磨别的名字了，用现在的话说，我们抢注了“商标”。

东风大院里春夏秋冬都有故事，而最热闹的当属过年了。

过年的气氛从小年开始逐渐进入高潮。阴历二十四，各家忙着洗衣服、打扫卫生，天棚和房子四角的蜘蛛网都清理干净，地板用蜡打得锃亮，换上新的窗帘、门帘、年画。我妈手巧，年年在窗帘上绣不同的花草、人物、动物、风景画啊，所以，到我家串门的人们总要羡慕地夸上几句。

收拾完卫生就开始准备年货了。

蒸包子、蒸馒头、包饺子、杀鸡、煮肉……热气腾腾的蒸汽像白雾一般从门缝里窜出来，汇集在院里，云霞雾罩的。各家门前的拌棚上面也摆满了一盖帘一盖帘的面食、饺子。冰天雪地的，很快就冻住了，装在面袋放在棚子里，棚子里还有冻梨、冻柿子、冻苹果等等，过年想吃的时候顺手拿出来就是了。

除夕这一天，大人们早早起来把院里打扫干净，然后带上各家齐钱买的两瓶白酒去看锅炉房师傅，一年了，感谢师傅们的辛苦，另一个暗喻大过年的，请给好好烧烧。拿到酒的师傅们笑逐颜开，烧起锅炉来浑身是劲，那几天热得屋里只能穿衬衣。

孩子们则赶紧拿出来面盆，到棚子里取出来冻水果缓上。

到了下午，各家各户开始准备年夜饭了，平时舍不得吃的肉和豆油都端到厨房备着，煮、炸、溜、炖、炒……敞开的门飘香四溢。我父亲不知什么时候从五七干校学会炸黄豆，炸出来的黄豆撒上点儿盐，又香又脆，回味无穷。他做的第一道菜往往是这个，因为他要大量地做，然后让我各家都送一盘子尝尝，我回来也不空手，盘子里总要带回来邻居家做好的东西。

年夜饭少不了炖鸡、炖肘子、溜肉段、拌凉菜、花生米、炒鸡蛋和香肠等熟食，端上农村老家送过来的粘豆包，再启开白酒、啤酒或者色酒，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开始“造”了。

那年月没有电视，吃完饭大约也就是晚上八九点钟，大人们收拾残余，孩子们急忙穿上新棉袄，拿起自家做的灯笼，揣上小鞭，招呼小伙伴们一同到院里玩耍。

那时候鞭炮样式少，又舍不得多买，更不用说礼花了。跟随大人到街上放“二踢脚”就是最响亮的鞭炮了，“砰–砰”，二踢脚窜向天空，第二声在空中炸开，人们都仰着头看着，蹦开的红纸像天女散花一样洒了下来，落在地上、落在身上，人们把一年的期望都在这炮竹声中放飞。

邻居晋叔家有亲戚在北京，条件好像不错，年年给捎过来礼花，于是，全大院的人不管多忙，午夜前都来到院子里，看晋叔一家放炮竹，我一生第一次看到五彩缤纷的礼花就是晋叔家里的，有拎在手里带捻的小礼花，有点燃了带着火花到处乱窜吓得我们躲跑的礼花，有在空中打着旋的礼花……礼花映照着一双双好奇的眼睛，映照着满天星星，映照着各家各户的门窗。晋叔家的炮竹，曾经给我们大院带来很多快乐和向往。

看完礼花，大约午夜了，各家在自家门前再放上一串串爆竹，寓意辞旧迎新，再煮点儿饺子吃。

第二天，孩子们早早就被家长轰起来，吃口饭就到各家拜年。家家都准备了糖果、瓜子和花生。我最愿意去楼上的于大爷家拜年，他是单位的领导，每天小汽车在院子门口等他（我妈他们都坐大卡车）上班，他家的糖果最高档。喊上我的小伙伴小萍，一起怯生生地敲开平时不太敢敲的门，赶快说声：过年好。于娘马上就大把大把地糖装进我新罩衣的兜里，那时就嫌衣服兜母亲做的小了，我带着甜蜜地微笑和于娘再见。

拜年也有吓一跳的时候。记得有一年，我到前楼四楼杨叔（我父母同事）家拜年，门是虚掩着，我一边推门一边大声说：杨叔过年好。躺在单人床上，面朝墙的杨叔一激灵，也许是头天晚上酒喝多了，他一翻身掉下来，竟然钻到了床底下，吓得我扭身就跑。

还是这个杨叔，我记得在我上高中那年，他来我家串门，刚要走出去，赶上我高中一帮男同学来拜年，一个要往外走，一帮要往里进，同学们误以为这是我爸，每一位进来都恭恭敬敬脱下帽子，给他鞠躬问好，杨叔尴尬地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我在一旁直乐，行啊，反正都是“爹”，拜吧。

正月里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每天吃完早饭，我兜里揣着小布口袋和夹在书里收藏的糖纸去小伙伴家，我们通常先互相打开糖纸，炫耀一下自己的收藏，再交流一下各自没有的糖纸，然后就坐在地上欻嘎拉哈。我还喜欢抽空去旁边崔姥姥家，盘腿和她对坐，听她说古书。若是院里晋辉她小姨从道外来串门，我们就一窝蜂地跑到她家，小姨是“故事大王”，她常常带了拆针织品的外活，我们就一边帮她干活，一边听她讲“一只绣花鞋”“无头女尸”…听得毛骨悚然，不敢一个人夜间出门，可还是乐此不疲。

东风大院有个最难过的事，院子里没有厕所，要到邻居大院东风街25号去方便。过年了，好吃的吃得太多，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厕所了。厕所在25号大院的尽头，男女各两个蹲位，中间用木板条隔开，木板条也不是严丝无缝的，每每上厕所总觉得身后有窥视，不敢上啊。白天还好，看见男厕所似乎有人，就在外面候着，等没人了赶快上，而晚上呢，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冰凉的月光照在大地，照在厕所前的一汪冰水上，四处寂然，让人不寒而栗啊。每到这个时候，就要喊住在25号大院的小伙伴大娟或者我同学多芬陪同。

后来，我家从东风大院搬到江边九站附近，进了新房子，我无比幸福地看到室内有卫生间，简直酷毙了。

过年也有波折的时候。

有一年，我叔给我家送了个猪头，父亲用了半天的时候燎去细毛，然后放到棚子里准备二月二吃，结果三十晚上被偷走了，同时被偷的还有奶奶挂在院里的，农村老太太样式的青色衣裤。紧挨我家的崔叔家，连续发现棚子上的木条也少了。

于是，大院里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保卫组，晚上各家大人轮流值夜，守株待兔，白天由院里的红卫兵和红小兵们到大铁门那儿站岗放哨。男孩子找出木枪，我爸给我做了红缨枪。院里大哥哥和大姐姐们给我们分成小组，轮流值白班。

那段时间院里气氛非常紧张，每天，由指定的红小兵到各家通知进院的“口令”，大铁门和上面的小铁门都紧紧地插上，我们各执武器守着进出的小门，口令不对不让进。

这样的气氛让左邻右舍也受到了感染。我们大院旁边居住着一家有个弱智的男孩，我们叫他傻大雁，当时他的名气仅次于驰名道里的“傻大华”。大雁把我们的事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白天家里人都上班了，他把门也锁上，赶上一天他舅从外地来看他们，敲门，就听大雁在里面喊：口令。他舅莫名其妙：什么玩意，我是你舅。大雁在屋里接道：没有口令不开门。可怜他舅只得蹲在门口等候，一直等到大雁他妈下班回来。

这场闹剧直到三月一日学校开学，大铁门也就没有坚守了。

再听爆竹声，就是又一年了。

三四十年过去了，东风大院原地址早就盖上了大楼。东风大院的人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远在他乡久未见面，有的即便在一个城市联系的也少了，但每每想到“东风大院”，想到那些人和事，嘴角就不由自主地挂上微笑，东风大院的“年”和东风大院的故事留了下来，还在那儿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