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 2019.03.25.《黑龙江广播电视报》总第2044期
我的速度滑冰教练杨菊成是我国著名速滑运动员，是新中国成立后冬季体育运动界的佼佼者。正是他在1959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第53届世界速度滑冰世界锦标赛”上夺得了男子速滑500米的第二名，才使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世界冬季项目赛场上，在雄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乐曲中缓缓地升起。那一刻成为了中国人民为之骄傲的时刻，从而谱写了中国冬季体育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尽管杨菊成的速度滑冰生涯并不太长，但他在中国运动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今年是杨菊成使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世界冬季项目赛场上升起的60周年，此时此刻，回想起我与杨菊成教练难忘的师徒之情，心情激动，百感交集。
初见教练杨菊成
1963年初，为了备战在哈尔滨市举行的“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哈尔滨市体委决定组建市少年速滑代表队，并集中进行赛前训练。那时，我是哈尔滨市第十三中学的学生，由于我在哈尔滨市少年速滑比赛中的单项和全能成绩都在前三名，所以我被选入了市少年速滑代表队。
集训报到那天，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带着冰刀﹑运动服﹑牙具，还有两本课本，赶到八区市体育场附近的集训处报到。我签到后，一位身材健壮，身穿深蓝色运动绒衣，脸带着微笑的人向我走来，和蔼地问我：“你是唐瓦加吧？“ 然后，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少年男队的速滑教练杨菊成，欢迎你来这儿集训。”杨菊成教练的突然出现，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简直不敢相信，迎接我的第一个人竞是我敬佩的﹑我国速滑名将杨菊成。我赶紧迎上前去，紧握着杨菊成教练的手，说：“是的，我是唐瓦加，杨教练，您好！我是刚来这里报到的。“ 杨教练笑着对我说：”瓦加，你来得不晚。现在，我带你去宿舍，咱们走吧。“ 就在他伸手帮我拿起放在地上行李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在他的运动衣左上方有一枚清楚可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标志，这让我联想到他穿的一定是国家运动队的服装，此时，更增加了我对杨教练的敬意。我迅速拿起手提包和冰刀，跟上了他，一起向宿舍走去。
唐瓦加的教练﹑我国速度滑冰名将杨菊成 ( 周象农体育摄影)
在去宿舍的路上，杨教练又主动与我说起话来了。他说：“你一进门，我就认出你来了。我早就听人说过，你不仅有着洋名字，而且你长得很像外国人！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你长得太像欧洲人了。”杨教练的这番话还真让我感觉到有点儿不好意思了。就在那时，我抬起头来，看了一下杨教练满带笑容的脸庞，小声说道：“杨教练，您也很像外国人呀！”说实在话，在见到杨菊成教练之前，我就听说过，杨教练也同我一样，身上有着中外混血的血统，我们的父亲都是中国人，但他的母亲是德国人，而我的母亲是苏联籍的乌克兰人。当时，杨教练听到我的话后，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对我说：“好了，不用再多说了，彼此彼此了！”
这就是我初见久仰的国家功勋运动员杨菊成的情景，杨教练那些幽默的话语真的把我们师徒之间关系拉得更加近了。那时，我在想：我很幸运，我能有这样一位可亲可爱的，又与我有着共同点的速滑教练。
吃馒头给杨教练看
在集训阶段，我和杨教练住在同一宿舍，他的床靠窗户，而我的床靠墙。每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然后，再叫醒我。杨教练对早操很重视，他带我们运动员跑步，又领着我们做操，还让我们做陆地速滑模仿动作。这样一来，我们的早操时间比其他代表队的都要长。我们少年速滑男队每天清晨要在寒冷的户外锻炼一个多小时后，才能回来吃早饭。
杨教练不仅对我们的训练抓得很紧，而且对我们运动员的生活也体贴入微。有一次在集训队食堂里，杨教练与我们几名运动员坐在同一张饭桌上用餐。杨教练对我们说：“我们吃的是”运动灶“，伙食很好，全部细粮，又没有定量限制，我们赛前训练的运动量是很大的，你们一定要吃饱啊！”我边听﹑边吃，边点着头。可是过了不一会儿，杨教练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突然问我：“瓦加，我还忘问你了，在家是你妈妈做饭吗？”得到我的肯定的答复后，他接着问我：“那你妈妈做的一定是俄餐吧？你家里的饭菜与这儿的”运动灶“可不一样啊！你能吃得惯吗？”我一下子被杨教练的细微观察和真诚的关心所感动，我马上回答道：“是的，我母亲是家庭主妇。由于她是苏联人，我家吃的是俄国饭菜。虽然妈妈做的西餐很好吃，还能自己烤面包，但我对中餐还是很向往的。来到这儿后，我看食堂的馒头又大又喧，我真觉得馒头比面包好吃多了。我要趁这次集训吃”运动灶“的机会过一下吃馒头瘾！杨教练，如果你不信，我马上吃给你看。”说着，我到食堂窗口又拿回了两个馒头，就这样，我们运动员与杨教练边吃，边聊，气氛非常融洽。但我注意到，每次我去拿馒头的时候，杨教练总是看我一眼，好像为我能喜爱这里的伙食而高兴。那次晚餐，为了给杨教练看，我一连吃了6个馒头，当时的馒头是二两一个的，也就是一顿饭我吃了一斤二两馒头。饭后，杨教练笑着对我说：“现在，我算知道你喜爱的饭菜是什么了。不过，吃饭时，你得细嚼慢咽呀！不能吃得过多﹑过急呀！不然，你身体出现问题，我是要负责任的。”
唐瓦加入选哈尔滨市少年速滑队
杨教练回忆那次终身难忘的的世锦赛
在杨菊成担任我教练的日子里，他曾给我讲起了那次他为祖国建立功勋的速度滑冰世界锦标赛。1959年2月，年仅20岁的杨菊成，在挪威奥斯陆的“第53届世界速度滑冰世界锦标赛”上以42秒4的成绩获得男子500米的第二名，成为在世界冬季项目赛场上首位为新中国争光的中国运动员，也成为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冬季世界比赛场上第一次升起的中国人。
那天晚上，在集训队的宿舍里，杨菊成教练回忆起那场让他终身难忘的世界速滑锦标赛。他说，参加那次大赛的有苏联、挪威、瑞典、芬兰﹑英国、法国、波兰等十多个国家，其中多是冰上运动强国的选手。男子500米比赛时，他是与苏联名将﹑欧洲速度滑冰锦标赛的冠军根纳季•安德烈耶•沃罗宁分在一组进行比赛的。这对首次参加大型国际速滑大赛的他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压力和挑战的。杨教练见我听得认真﹑入迷，就又接着给我讲述了那次比赛的全过程。
苏联速滑名将﹑世界速滑锦标赛男子500米冠军沃罗宁在起跑
他说：“在那场世界锦标赛男子500米比赛中，面对强大的对手，我并没有畏惧，发令枪一响，我和对手沃罗宁几乎同时滑出起跑线，但是，我还是比对手起跑快了一点，这一下子增加了我取得胜利的信心。从比赛一开始，我就保持了领先地位，但就在快要到达终点时刻，具有丰富比赛经验的苏联名将沃罗宁拼力赶了上来，最终，我们两人同时到达终点。虽然我们两人的比赛成绩都是一样的：42秒4，但按着速度滑冰国际比赛规则规定，速滑运动员是以冰刀触及冰上终点线为到达终点的标准，结果，苏联运动员沃罗宁的跑刀触及冰上的终点线比我的跑刀只向前了半刀，这样，虽然我与苏联运动员沃罗宁的成绩皆为42秒4，但大会裁判宣布苏联选手沃罗宁为第一名，而我成为了第二名。”
听到这里，我不禁地说道﹕“那简直是太可惜了。” 我接着问到：“在那次比赛中，裁判是不是有意偏袒着苏联运动员呢？”杨菊成教练微笑了一下，说道﹕“不是，裁判组是由多人组成的，比赛终点都有照像设备的，我比沃罗宁确实就差了半刀，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不过，我是尽了自己的全力，我滑出了历史上中国速滑运动员的500米的最好成绩。我同时还打破了当时的全国记录，而我所创造的这一全国记录保持到了1962年才被人打破。虽然我在那次世锦赛中没有拿到世界冠军，但我让祖国的五星红旗首次在冬季国际比赛场上升起来了，我为祖国是争了光的。”讲到这时，杨菊成教练显然有些激动，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响亮了，我看着教练发光的脸庞，为他感到无限自豪。 在那次与我的交谈中，杨菊成教练还谈到了他对参加那次世锦赛的印象和体会。他说﹕“许多外国速滑参赛选手都有大学学历，他们是一边上大学，一边参加速滑训练和国际比赛，而我们就不行了，每天从早到晚超负荷训练，还嫌时间不够用呢！”
杨教练还对我谈起了他对那次比赛的对手沃罗宁的印象：“我很佩服苏联名将沃罗宁，他是学化学机械的，他有自己的专业，而且他速滑成绩又在世界速滑界是领先的，他对我也很友好。当我们冲过终点线后，我们马上互相祝贺，紧紧拥抱在一起了。当时中苏两国很友好，我这么做也是对的。后来，我们一起下冰回到了休息室，正好在那个时候，苏联驻挪威大使前来祝贺沃罗宁，当苏联大使见到我后，也走过来与我握手，祝贺我取得的好成绩。苏联驻挪威大使对我说：‘真没想到中国速滑运动员的进步是这么快，真为你们中国运动员而高兴！’”杨菊成教练讲着，讲着……，他确实进入了幸福的回忆之中。
杨菊成教练陪同父亲赛场助威
与以往的比赛一样，“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的第一天的首个比赛项目是男女﹑成年﹑少年组的500米的单项比赛。而对我这个冰坛少年新手来说，这也是最让我紧张的短距离的比赛项目。
那天上午，大约离我参赛的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的时候，我按着杨教练给我制定的参赛方案，上冰场进行赛前的准备活动。我先在场内慢滑了5圈，然后，我抬起上身放松了一下，就在我准备进入下一阶段赛前的准备活动的时，我突然看到，在比赛场地的中央地段，杨菊成教练正与一位身着军装的人站在一起交谈着，同时，他们还不时地向我在的方向望着。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那位军人就是我的父亲。那时，父亲穿着将军呢绒军大衣，头戴绿呢军帽子，脚穿将军皮鞋与杨教练站在一起。父亲的到来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我真没想到父亲会来观看比赛，为我助威加油。同时，我还感到奇怪，那时，我已搬到市体委的集训驻地参加集训，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父亲是从哪里得到消息，知道我今天要比赛呢？
正当我猜想时，我听到杨菊成教练叫我过去的声音，我立刻滑了过去。这时，我才发现，父亲是穿着皮鞋站在冰场上的。按规定，冰场的比赛场地除了裁判﹑大会工作人员外，其他人是严禁穿鞋子进入的。我马上猜到，那一定是杨教练把父亲带到比赛场地中央的。我滑到他们的面前站住后，先问起父亲来：“爸爸怎么来了呢？”父亲笑着对我说：“来看你比赛，为你加油啊！”站在父亲身旁的杨教练对我说：“你父亲都来为你加油了，你可要滑出好成绩来呀！”
我父亲唐铎是一位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空军少将，他有着传奇的生平经历，在苏联红军部队工作﹑战斗﹑生活过28个春秋，是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时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赞扬过的与纳粹德军英勇作战的中国飞行员。
1964年在哈尔滨市唐铎全家合影(上排左1 唐瓦加)
父亲是一位冬季体育爱好者。他擅长的是滑雪体育项目。他在数次苏联空军军事院校的滑雪比赛中，赢得的名次总是名列前茅的。我十分佩服父亲，我有时在想，父亲作为一位湖南省的南方人，在苏联任教时，他却滑雪滑出了那么优秀成绩，真是了不起和不容易呀！我正是在父亲的影响和支持下，爱上了速度滑冰运动。那时，我能代表哈尔滨市参加“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我深感光荣和自豪。这一切都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我想，杨教练对父亲的热情接待，特殊安排也都表达了他对父亲亲自来比赛场地助威，支持他工作的感激之情。
杨菊成教练对我的“表扬”
那年“黑龙江省速度滑冰锦标赛”的最后一项比赛项目是一万米单项的比赛。该项目要求运动员要在400米一圈的冰上场地滑完25圈，这是最考验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项目。而要取得一万米比赛的好成绩，就要根据赛前教练给每个运动员制定的战术进行均衡分配体力来创最佳成绩。教练一般是站在比赛场地外边给运动员报每圈滑行时间，用以调整和控制参赛运动员的速度和体力，以达预计目标。
唐瓦加在速滑训练中
在那次一万米的比赛中，我是与齐齐哈尔市的少年速滑选手分为一组的。发令枪一响，我一马当先滑出起跑线，开始领先。但就在我滑到第二圈，刚出第一个弯道时，也就是在听到场外的杨教练刚给我报完我滑完第一圈的时间，让我调整滑行速度时，意想不到的失误发生了，我突然摔倒了。这是运动员在速滑比赛中最怕发生的失误，由于惯性的作用，我被甩到场地边上的雪堆里。这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的摔倒，也是我速滑生涯中的唯一的一次在参赛中失误。我急忙地从雪堆中爬起，但头脑一片空白。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杨教练的喊声：“瓦加，快爬起来，继续完成比赛。”
我来不急拍打满身的雪，重新滑上跑道，重新起速，这时，我抬头向前看去，只见对手已把我甩在了一百米之外了，我甩开双臂开始拼命追赶。站在场外的杨教练又对我大声喊道：“好样的，别气馁，要追上去。”那时，我意识到，我虽然被对手甩得很远，但毕竟还剩下二十多圈要滑行，只要我努力，还是可以追上对手的。想到这里，我信心倍增。更重要的是，我每滑一圈时，站在场外的杨教练都在指导着我，鼓励着我。我又听到杨教练的声音；“逆风时，把身体再压低一些，加强登冰力量。”“进弯道，要快，要加两刀。”这时，我发现，每滑一圈，我都缩短着与对手的距离。到了只剩最后三圈时，我与对手之间的距离只剩下二十多米了。这时，我又听到了杨教练的声音：“瓦加，拼了，赶上去。”我用了我最后的力气，继续拼命追赶。那时，我的追赶劲头激起了在场观看比赛观众的极大热情，我也听到场外的观众为我不断的加油声。而更使我受鼓舞的是：会场的广播传来了女播音员的声音：“哈尔滨队加油！唐瓦加加油！”随着广播员的声音，哈尔滨市观众也喊出了：“唐瓦加加油！哈尔滨队加油！”。这些鼓舞使我不顾一切，拚尽全力，在剩下的最后一圈时，终于追上了对手，并把他甩在了我的后面，最终，我第一个冲到了终点。
滑完万米比赛后，就在我上气不接下气﹑疲惫不堪地走下冰场时，杨菊成教练迎面走来。我心想，虽然我在这组比赛中获得第一，但由于在比赛中摔了一跤，比赛总名次一定排在后面了，所以，我不敢直视杨教练的眼睛，低着头说：“杨教练，我今天滑得不好，辜负了您的希望和培养。“ 没想到，杨教练却主动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说：“你今天滑得不错，很不错嘛！”这时我抬起头来，看着杨菊成教练脸上的笑容，才如释重负，杨教练在这时候没有批评我，反而安慰我并表扬了我，而且他还继续说到：“你今天滑得真不错，你没看到哈尔滨的观众是怎么为你加油的吗？你还是为我们哈尔滨市争了光的。”
在纪念中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世界冬季项目赛场上升起的60周年的日子里，我为读者献上这篇回忆文章，介绍我的教练，我国速滑名将杨菊成，以纪念这位最早为国争光的冰上功勋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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