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飞将军”的哈尔滨往事

本文原载于《黑龙江广播电视报》2019年4月3日，作者：王静。报纸刊发时因版面限制，略作删节。

编者按：2015年5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的《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文中赞扬了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中国少将唐铎：“中国飞行员唐铎作为苏军空中射击团副团长，鹰击长空，在同法西斯军队的空战中屡建战功。”唐铎成为习主席讲给全世界的“20个小故事”的主人公之一。

唯一获得苏联列宁勋章的中国将领、唯一飞越莫斯科红场的中国人、就读苏联军校最多的中国将领、在苏联获得军衔最高的中国将领，娶了前苏联籍的乌克兰妻子，有一对英俊的混血儿子，回国后作为开国少将成为创办哈军工的元老……唐铎的传奇一生，可以说是中俄友好的缩影。陈赓大将如此评价唐铎：“其资历之深、学问之好，军人素质之规范，不仅是军事工程学院难得的人才，也是全军可数的将才。”

今年恰逢中俄建交70周年，4月5日又是唐铎将军115周年诞辰，本报记者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远在美国的唐铎小儿子唐瓦加。

欧洲战场上的中国面孔

1904年，唐铎出生于湖南农村，小学时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同一个校园，很早就接触到进步思想。从参加五四运动到留学法国，再到去广东学飞行，唐铎一直没有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

1925年唐铎被派往苏联，先后就读于五所军校。1926年，唐铎在莫斯科旅欧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唐铎拒绝为南京政府服务，选择留在苏联继续学业。

1933年，唐铎成为苏联空军中尉，同年在纪念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6周年大阅兵中，作为长机飞行员飞越莫斯科红场，接受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检阅。1944年6月，唐铎驾驶二战期间最好的对地攻击机苏制“伊尔-2”，作为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第一空军集团军第74强击飞行近卫团副团长，指挥苏军与希特勒的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血拼。回忆起那段峥嵘岁月，唐铎曾说：“每次起飞关上机舱盖时，谁也不知道是否还能飞回来。可是一旦飞上蓝天，就只有一个心愿，揪住‘ 卐’字号飞机，拼命也要干掉它。”在战役最激烈时刻，唐铎曾创下了一天6次放飞出击的空战纪录。凯旋后，唐铎获得了包括苏联国家级最高荣誉勋章——列宁勋章在内的多项荣誉，并晋升中校军衔。

洋军装，中国心

从21岁抵苏到49岁回国，唐铎把最宝贵的青春奉献给了世界反法西斯事业。“我父亲已经没有了湖南人吃辣的习惯，跟着苏联部队伙食走，口味都变了。”唐瓦加说。

长年的异国军旅生涯也让他的个人问题一度被耽搁，直到1943年，他遇到了同一办公楼的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戈妮娜。在戈妮娜姐姐的撮合下，两人坠入爱河，1945年结婚。此后三年，他们的两个儿子唐维佳、唐瓦加相继出生。

新中国成立后，唐铎更加迫切地表达了想要回国效力的心愿，可是苏方不太舍得放人。在刘少奇、周恩来、刘亚楼等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几经周折，唐铎终于在1953年携家眷回到了阔别28年的祖国。

在北京，唐铎受到朱德元帅的亲切接见，此时，唐铎已经确定将协助陈赓大将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唐瓦加回忆说：“当时朱老总特地跟陈赓院长说，学院要多关心一下唐铎同志的爱人，第一次来到中国生活，恐怕要慢慢适应，有困难学院要帮忙解决。”

“飞将军”亮剑

唐铎被任命为哈军工一系——空军工程系主任。1953年5月12日，唐铎与苏联专家顾问团一起乘车前往哈尔滨市。在车上他与苏联军校的昔日同窗——顾问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将军重逢，两人都倍感亲切。在此后几年里，他们精诚合作，共同为哈军工的创办鞠躬尽瘁。现在，在哈尔滨工程大学的校园里还矗立着奥列霍夫将军的铜像，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了那个广场。

唐铎到哈军工后，以最快速度创建了航空工程、航空兵器、飞机特种设备等六个专业，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水平的能保证飞机设计研究进行定量测试分析的实验室，后来又创建了第七科——导弹和原子防护专科，填补了国防教育事业的空白，为我国空军和两弹一星人才培养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曾无限憧憬地说：“希望你们中间将来能出一两个‘米高杨’米格飞机总设计师。”学生们没有辜负唐铎的期望，一系学员后来大多成长为我国航空战线上的中坚力量，三期学员宋文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我国歼10飞机的总设计师。宋文骢曾回忆：“在哈军工学习期间，我特别崇拜从苏联回国的系主任唐铎少将。唐铎少将长期坚持长跑、游泳、洗冷水澡，一年四季不断，即使在哈尔滨冬天零下40度的严寒天气里，50多岁的唐铎照样坚持。那时候，我就跟着他参加了上述运动，并坚持到现在。”二期学员姚职中回忆说：“我就是唐铎野营训练的那批学员之一，一开始赤膊跑，洗冷水浴，我们都不习惯，还怕感冒。在唐铎带领下，坚持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习惯了，身体也强壮了。”

唐铎的另一个特色是一丝不苟，军纪严明。一系教员张慰茹回忆说：“系主任唐铎将军给我的印象是气度不凡。他无论是站立还是行走总是腰板挺直，让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在部队受过严格教育、训练有素的军人。他身穿的呢制服总是笔挺的，皮鞋擦得铮亮。”有一次全系开会，有个班级迟到了，唐铎很生气，班长小声嘀咕：“就一分钟。”唐铎听见了，大声说：“你知道一分钟飞机能飞多远吗？你知道一分钟战场上能有多大变化吗？”多年以后，学员陶光孟已经是一家航空动力公司的总经理，唐主任的教诲依然刻骨铭心，同事对他的评价是：30年来从来没见他迟过一次到。

在儿子唐瓦加记忆里，父亲从不在家中谈工作的事，但有一次例外。“当时哈军工有个捕鱼点，父亲回家说，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说他占小便宜，在捕鱼点吃完饭没交粮票就走了。我听了很生气，说我们去还不跟串门似的？不就吃了鱼吗？也没吃别的，加点儿大米饭，我父亲说粮食比钱还要值钱，粮食是有定量的，你不交粮票，人家定量就少了。我已经把咱们三个人的粮票交给了食堂，让他们转交。”

唐铎在哈尔滨还避免了两次灾祸的发生。唐瓦加说：“一次是我们和苏联专家出去郊游，坐了两个小时的游艇，到达目的地后有人在江里游泳。这时父亲听见一个苏联专家的夫人在用俄语喊救命，当时她已经游出很远了，岸上只有父亲懂俄语，他赶紧告诉警卫救人，警卫扔下枪，边跑边脱衣服，将已经筋疲力尽的专家夫人救了回来。”唐瓦加说，“还有一次我们和苏联专家在‘大和旅馆’看电影，看着看着突然断电了，放映员大喊起来：‘胶片起火了！’现场只有我爸听得懂中文，他赶紧跑出去告诉警卫，走廊尽头很快架起了水龙头，火势得到了控制。”唐瓦加回忆，父亲唐铎还和哈军工师生一起参加了1957年的抗洪，那也是从事保密工作的父亲第一次上报纸。

“洋娃娃”的哈尔滨趣事

初来哈尔滨，一家四口先是住在国际旅行社，然后学院安排他们住进了大直街110号。唐瓦加回忆说：“我们家受到特殊照顾，给配了专车，房子在大直街和国民街交界的位置，更接近市中心。”唐瓦加回忆说，那是一所日本人盖的小平房，院子里有漂亮的丁香树和核桃树。“妈妈喜欢丁香，会把花摘下来插到家中花瓶，我们小孩喜欢核桃。那时秋林公司卖一种沙丁鱼罐头，法国产的，很好吃。那儿的奶酪也不错。”到哈尔滨的头两年，唐瓦加和哥哥依然生活在俄语环境之下。“平时我们主要是在‘大和旅馆’，就是现在的龙门贵宾楼同苏联专家的孩子一起玩，当时的‘大和饭店’是苏联专家顾问团的专用宿舍，有一个排的军人专门负责警卫。经常会放俄文电影，周末有舞会，重大节日有酒会。我们家常去‘大和旅馆’打饭，母亲直接去厨房点西餐，厨房在地下室，像个大车间。有时她没空，就把要买的菜品写在纸条上，让警卫员捎给厨师，厨师中很多人都能看懂俄文。那儿的西餐，比我妈做得还好吃。”

两年后，唐瓦加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说既然回中国了，你们得会说中文啊，于是把我们哥俩儿全送进了建军小学。我哥惨了，他之前念苏侨小学，直接插班到三年级，老师的中文授课他一句听不懂，老师于是把他送到一年级跟我坐一起，后来暑假专门请了个家教。”从一年级起步的唐瓦加，比哥哥顺利些，但也闹出了不少笑话。“我父亲去找校长，说两个孩子中文不好，多督促一下。结果学校真下功夫了，一上课老师就让我念课文。别人几分钟就念完的课文，我冒着汗磕磕巴巴念了45分钟，同学们被我耽误得啥也没学着，现在都觉得对不住大家。我后来能够在美国大学里教中文，得益于当年建军小学师生对我的关照，我的中文是他们给的。”

中文熟练后，唐瓦加哥俩儿成了母亲的翻译。“有一次母亲请行政助理夏璟帮忙买一种食品，我们按字面意思翻译成‘小金豆豆’，夏璟不明白，给我爸打电话，我爸说是‘粟’，可是东北人不这么说呀，还是一头雾水，又去问司机，司机说自己一天前从食堂带来一小盆热乎乎的小米粥，唐夫人全家人都爱喝。夏璟哭笑不得，立刻帮我母亲买回了小米。”

唐瓦加说，从小他们的家庭环境很宽松。“父亲对我们的引导主要体现在体育锻炼方面，还特意在院子里给我们安了单杠。我哥上中学时在市里的速滑比赛中拿了名次，我受到鼓舞，也闹着要比赛，父亲就带我去秋林公司买了双速滑鞋。从此我每天起早和父亲一起做操、跑步、打太极拳，后来参加学校集训，到1962年全市比赛，我就相当厉害了，包揽了少年乙组从500米到3000米以及全能的全部冠军。当年的全国比赛，我还拿到了500米冠军。因为长得像母亲，我当时出去比赛挺招人喜欢，名将王金玉还帮我磨过刀呢。”

唐瓦加说，“上大学那年我已经30岁，依然获得了全校速滑冠军，父亲也到现场给我助威，这在当时的家长中是不多见的。”

第二故乡，不远万里归

1964年，根据组织安排，唐铎调离哈军工，出任辽宁大学副校长，一系的领导、同事都来送行。唐瓦加说：“父亲觉得应该向松花江告个别，就问司机，如果现在去趟江边，还能赶上火车吗？司机说没问题，于是我们临时变向，上火车前先去江边转了一圈。”

戎马倥偬的唐铎将军，一生经历过很多坎坷。在苏联，他被当做日本特务抓进过监狱；回国后，他在文革中又被当做苏修特务入狱七年。“老共产党员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父亲从来不抱怨，出来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真诚地感谢党弄清了我的问题。”

唐瓦加说，父亲平反后很快恢复工作，担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逝世，享年80岁。母亲一生没有改变苏联国籍，作为辽大讲台上的志愿者，义务为同学们讲授俄文。2004年去世，被中国媒体誉为“苏联红军老人”。

唐瓦加于1978年考入辽大俄语系，1990年携妻儿赴美，后在丹佛大学教中文。儿子事业不错，在华尔街工作多年，娶了个菲律宾妻子，跨国家庭的传奇仍在继续。“如今，我越发觉得父亲重视孩子身体锻炼是非常正确的，我们老年人现在在一起不比别的，就比谁的身体好。”

古稀之年的唐瓦加依旧神采飞扬，经常不远万里回国，参加和父亲有关的纪录片录制以及庆祝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活动。2013年，唐瓦加回哈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几十年没见了，大家还是那么亲切，他们还记得我当年读课文闹的笑话，把‘真棒’读成‘真棍’，大家还像小时候那样，笑做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