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2月，又侵占了哈尔滨，日军进城后到处放枪，抢东西，各商铺、店家、居民惊恐万状，采取各种方法顶门挡窗户，过了很久，オ敢悄悄地恢复生活，开门营业。
哈尔滨同记公司成立时，恰逢全面抗战爆发，一些市民都以为有两年时间就可以打败日本。在1937至1938两年间，虽说在战争时期，但工商业还可以维持经营，到了1939年，交通受到封锁，经济也受到统制，侵略者把魔爪伸到广大民众中间。
1937年11月间，同记工厂在全体职员中筹集资本50万元，正式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经二年苦心经营，成绩显著，每年能获利五六十万元，每股股东仅20元的投资，年分红利可得6元。
从1939年起，日本侵略者就想尽办法搜刮民众钱财。向市民抛掷2500万元的“防水公债”，按指定摊派的数字，无一家幸免。当时双合盛摊派了80万元，同记商场20万元。刚把这项款交完，接着就是摊派储蓄、各式各样的公债、公司股票等。不到二年，许多工商户的资本都变成了公债、储蓄、股票等。同记商场资金百万，各项债券竟达120万。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大中商店相继倒闭，全市足有两千家。如很有名的大屋子粮业代理店、杂货代理店等，都赔本倒闭关门。有历史性的老店，仅存数家。仅极少数想方设法将资本转移到华北等地。同记商场和工厂等一些零小企业，难以躲藏，只盼着日寇早日滚出中国。一般店员，因躲避抓丁当兵，纷纷辞职回家，因此同记、大罗新日趋缩小。
同记创始人武百祥
1939年春，全体董事和主要职员商议决定，同记前途必须有个定向，否则数十年经营将付诸流水。于是大家同意设法逃避一部分资金，以之备用。拟定将整齐货物卖出一部分，所得款项不入卖货帐。按此计划共筹出伪币25万元。由于全国抗战汇兑不通，同记多措并举将资金带到上海，全额购买棉布百余匹，存在仓库，准备时局好转运回哈尔滨。
当时内部不少人知道此事，在这年秋，有一位叫顾梦符的职员，勾结日本特务，说同记商场有逃避资本的事实。特务们给他出主意：让他给几个相关的机关写信，拿着信找到同记负责人李明远，威胁敲诈。李明远害怕此事张扬出去，同意给几万元平息此事，顾梦符说：“明说了吧，我还有几个朋友，都商量好了，同记如不给10万元，这些信就送到上面去，要是给了钱马上烧掉，限你一天时间，看着办吧。”经过数次争讨，以7.5万元了事。
顾梦符与几个特务分完钱后决定，必须离开哈尔滨。一个特务把顾梦符送到天津某日本特务机关就职后，回到哈尔滨又策划第二步敲诈同记的阴谋。
一天晚上，3个特务，找到李明远说：“顾梦符已到天津特务机关上任，以后也可能调回哈尔滨，但在哈尔滨他还有几万元的债务，委托我们给你捎个信，帮他还上。”李明远听了这话，当即拒绝。3个特务一看李明远不买账，便气冲冲地说：“好！那就等顾梦符回来再说。”
1940年春，同记突然接到顾梦符的一封来信，说他在景阳街某家旅馆居住，令同记给他送几万元钱以备零用，其他事情见面再谈。同记上层管理商议，不能让顾没完没了地敲诈，必须和他从根本上解决。于是，就把这件事公开向特务机关报告。特务机关长说：“这批布存在上海，你们肯定运不回来，莫不如给关东军，顾梦符由我们处理。同记无奈，只求平安无事。所以当即就答应在上海拨给关东军，特务机关给同记一张20万元的收据。立即，令宪兵逮捕顾梦符，可是顾梦符出示天津特务机关所发证件，宪兵一看是自家人，就命顾梦符赶快回天津，同记逃避资本25万元全部落入虎口。
日伪时期的同济商场
同记遭此一劫的闹心事，并未向所有职员通报。这件事以后，几位管理职员在一起商讨，今后言行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再出个顾梦符，一旦出现恐怕性命难保。此后，凡工商界职员多的人家，都用各种方法收买日伪人员作“朋友”，一旦有事也好关照。
1942年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加紧对东北民众的压迫和盘剥。特务、警察到处横行，工厂、商店、饭馆、酒楼、戏院、影院、妓院等处任意出入，买货、吃饭、喝酒，多数都不给钱，稍有应酬不周，就会大难临头。
当年老百姓不懂政治，也不敢过问政治，凭特务一张嘴，说不好就会被打成“思想犯”，说谁思想不良谁就犯罪。稍有规模的工商业，谁也不愿担任经理、部长、主任等职。一旦来电话都没人愿接，恐怕接到特务、宪兵的身上；因此同记商场、大罗新高级职员，多数辞职回乡，一去不返。中年人也先后都离开了同记，剩下几个年龄大的，领导几十个下级店员，勉强维持。
伪香坊警察署经济保安系的警尉黄喜南，外号人称“黄扒皮”设圈套抓了一位姓曲的大夫，曲大夫承受不了皮肉之苦，就胡乱说：“我买同记的药，又给了他们若干钱。”同记张、王两位伙计被抓去吃尽了苦头，受刑不过，也只得承认卖货另外要钱，写了供词签了字，被打成“经济犯”押了起来。二人身体不好，受刑得病。伪警署来电话让同记去人把张、王二人带回，又通知罚款10万元，同记无奈交钱领人以了此事。经过折腾一些职员更加恐慌，都怕生若是非，所以陆陆续续又走了几位。
1943至1944年间，制鞋厂因缺乏原料，将工人全部解散，工厂仓库空闲。而此时日本人正到处找房储存物资，就将鞋厂大部分房屋强占，在里面存放竹杠子、劳工服之类，由日本人看管，同记仅有两个人看守院子及破烂器具等。这时大罗新已将四楼全部封闭，仅用楼底营业。日本人看到大罗新闲房多，就要利用楼上作军人后援会的俱乐部及食堂，并要大罗新给组织起来。经过很长时间，一再解释，实在无力组织，又无各种器具，又缺少专业人员，好话说尽，总算敷衍了过去。紧接着又命大罗新改为综合配给店，并说有五六家配给店都合在一起，大家花钱，并且还给租金。大罗新又一再解释设备不适用卖油、米、面等类，又把那几家找到大罗新看后证实的确不适用，大罗新总算得到解脱，但市公署对此非常不满，经常来找事。
在日伪统治的险恶环境下，同记的生意是越做越赔钱，当时重要的是如何减轻开支。因同记商场房屋面积大，冬季柴费过多，决定暂把同记商场关门，移到大罗新楼下营业。同记一个数百人的商户，到1944年末仅剩下四十余人，尚且每天亏赔。市上有些字号或单帮，做些黑市交易，皆有利可图，同记却不干甘愿赔本，只求保住同记和大罗新的招牌。
在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广大民众及所有商户所受的盘剥压榨，馨竹难书。
参考资料：吉林人民出版社《经济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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