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秘密交通线

1918年，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此后，张作霖又兼任蒙疆经略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敌视俄国十月革命，向呼伦贝尔、满洲里等边境地区派遣军队严管出入境。

1920年3月，张作霖任命张奎武为呼伦贝尔镇守使，丁超为海满警备司令，加强了一度消失的边境防务，严格盘查来往行人。还于1921年决定，不许华人越境回国，也不许无官方证件的人出境。以后又在满洲里四周掘壕为界，以防止苏俄“赤化”。此后，张作霖还曾从东三省抽调5个旅的兵力，组织临时边防军，分驻满洲里至绥芬河一线中俄边境。从此，中俄边境上的交通要道哨所林立，军警密布，车站、旅店、饭馆等处都设有许多密探。

因此，往来于中苏之间的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共产国际曾为建立秘密国际交通线作出了很大努力。1920年后，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为了保证往来于中俄之间中国同志的安全，协调中俄边境驻防的红军边防部队和保安部门做好接送工作。

1928年，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同中国东北地区党组织的联系，在哈尔滨设立了国际交通局，分别在哈尔滨、满洲里、扎莱诺尔、博克图、绥芬河、密山等地新建和续建了多处交通站及联络处，加强和扩大了交通员队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组织严密、安全稳定、高效运转的国际秘密交通网络。

1928年5月，去苏联参加“六大”的周恩来夫妇，经过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后，到达哈尔滨，因途中遇险，销毁了一些联络站地址，到哈尔滨无法和党组织接头。周恩来考虑到一定还有很多共产党人要来哈尔滨，他让邓颖超每天都到火车站等。终于有一天，看到带着和党组织接头证件的李立三来了。

原满洲里晋丰泰杂货铺联络站

几天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坐上了由哈尔滨开往满洲里的火车。他们到满洲里时，天已经黑了，没有停留，在一名铁路工人的引领下，很快坐上一辆备好的马车顺利出境。

从1928年5月至6月期间，通过中东铁路，最后从满洲里越境去苏联的中共六大代表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颖超、蔡和森、蔡畅、张国焘、项英等数十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实行了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对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加强了防范，使这条通往苏联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受到了限制。

1936年1月，共产国际根据国际交通工作的迫切需要，从人力、财力方面加强了国际交通组织，由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出资，在中东铁路东西两线和中苏边境地区接管和新建了五个交通站和五个联络处。如；满洲里交通站、满洲里直通交通站、扎莱诺尔交通站、博客图交通站、密山交通站：同时在这五个交通站设立了联络处。每个站（处）都设有一至两名交通员，并制定了严格的工作程序，各交通站都必须按国际交通局的规定在指定的联络处接头，在密山交通站的同志还要担负送信等任务。

在这条共产国际交通线上，还有一些苏联同志从事国际交通站工作。1936年6月的一天，伍修权回国途中的第一站就是赤塔，经联络站负责人分拨他和一位东北籍的同志同行。乘火车到中苏边境的后贝加尔斯克秘密交通站，准备越境回国。交通站安排坐一辆马车向国境行进。车到中国边境哨卡，哨兵喊道：“什么人”赶车的苏联车夫也用中国话十分流畅地回答；“老毛子”。马车不慌不忙地通过了！马车走到满洲里1公里处，拐到一个苏籍侨民家门前，那也是一个秘密联络站，赶车的车夫把伍修权二人向主人做了介绍和交待。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对他们的下一步行程做了新的安排。第二天一早，主人叫来一位苏联小姑娘，让她带伍修权他们俩到满洲里火车站去。按事先的约定，他们装作陌生人，苏联小姑娘相距伍修权两人50米，若无其事地走在他们前面，一到车站，小姑娘就完成了任务。

工作在国际秘密交通线上的交通员们，在白色恐怖环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护送革命同志安全出入中苏国境。他们传递重要信件、情报和资金，用鲜血和生命架起了一条“红色秘密交通线”，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的联系。

1937年“4.15”事件后，哈尔滨国际交通局所属的交通站全部被破坏。地下交通员大多被捕和遭到杀害，国际交通工作被迫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