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第二任滨江道尹李鸿谟

李鸿谟,字虞臣,山东烟台牟平解甲庄人。(1863年—1944年),光绪丙戌年(1886年)前后入京师同文馆俄文馆。在这所当时中国最好的“外交学院”研习外国文字,学习《万国公法》,以及外交交涉办法。在同文馆期间,李鸿谟学习优异,受到了光绪皇帝老师翁同和的嘉奖。被帝师称赞“读书有素,品学宜端”。1896年五月,经光绪批准,李鸿谟,毕桂芳,邵恒浚,陈嘉驹四人,作为同文馆第一届出洋留学生,由总税务司出资,渡海到俄国圣彼得堡留学。1898年李鸿谟一行四人结束了为期三年的留学生活,回到北京。被授予功名,担任同文馆“五品衔本衙门七品官”的官职。

新市街

李鸿谟一手发展起来的新市街市场 来自哈尔滨新闻网

日俄战争期间,李鸿谟奉命来到奉天充当外交官。1905年7月间,日俄战争进入焦灼状态。此时俄方虽然败局已定,但却负隅顽抗。日本虽然处于暂时优势,但却经不起鏖战。战事继续下去,无论对于俄国、日本还是展战区内的中国百姓,都只有更大的损失。李鸿谟凭借昔日积累的交涉知识和结交的关系,接洽日俄双方,为说服负隅顽抗的俄国军队放下武器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这一件事,让李鸿谟既赢得了俄国方面的好感,为其对俄交涉增加了积极因素,也赢得了处于进退两难尴尬境地的日本方面的信任。此次交涉使得李鸿谟名声大振,不仅受到了上峰的嘉奖,甚至惊动了日本天皇,授予他二等勋章一枚。

后跟随时任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的宋小濂(二品咨议)到黑龙江铁路交涉局工作,1908年因“闵臣被捕事件” 处理得法,时任科员的李鸿谟受到了黑龙江省长巡抚周树模等人的赏识。1910年8月1日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于驷兴卸任,李鸿谟顺利接任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被授予“驻哈尔滨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花翎奉天候补府正堂”的官衔。

此时哈尔滨的局势因 “周冕卖国事件”而变得十分危急。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借控制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控制广大中东铁路附属地的野心已经完全暴露;中国领土不断遭到沙俄蚕食;中东路通车数年,中国政府却不能对哈埠商务正常收税。

李鸿谟继任后,以《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章程》作为依据,积极照会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将华官在界内收税的宗旨、权限与中东铁路管理局进行了“切实声明”。由于一切交涉符合为列强所接受的“国际惯例”,并且有已经签订的条约作为依据,所以沙俄不得不作出让步。1910年9月29日,中东铁路公司向外正式宣布,“俄商与本公司订立租地合同,其画押据系由俄国官员代者作证,若系华商应由交涉局作证”从而在法律上承认了黑龙江铁路交涉局在中东路属地内的租地权。在此基础上,李鸿谟又仿照俄国按月具报所收款项,留作正当开销的办法,在中东铁路属地靠近黑龙江一侧建立了详细的收费章程。至此路界内的华商终于可以在傅家甸以外的“租界”内租地,与俄国人遇到纠纷也可以由黑龙江铁路交涉局申诉,自身正当权益终于得到了保障。

李鸿谟书法作品

李鸿谟书法作品

针对界内收税问题,在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的支持下,李鸿谟对税收制度进行了大规模调整。首先改变了黑龙江原有“捐” “税”不分的局面,重新制定了捐税章程;其次,结合《中俄续约》中《陆路通商章程》的相关条款,在沿中东铁路属地外中国一侧的口岸,关卡,派驻交涉局官员,建立税务机关;最后,细化收税名目、制定更为规范的收税章程。从而建立起了一套符合国际惯例,并易于操作的新型税收制度。与此同时,在1910年11、12月两月间。李鸿谟连续三次照会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及代办达聂耳,与其就“界外收税”的具体细节进行交涉。强烈要求中东路属地内的俄国官员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遵循国际惯例,履行协助铁路交涉局官员查获逃税商家的义务。1911年2月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正式在中东铁路属地外中国一侧设立税卡。其后,这种办法被吉林铁路交涉局推广,在中东路属地收税这一悬案终于得到解决。

1914年4月24日,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照会滨江道尹兼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李家鳌,要求中东铁路护路军“越界围剿胡匪”。李家鳌没有辨明俄国出兵意图,在未知会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总办李鸿谟的情况下,就同意了霍尔瓦特的要求。并以长官的口吻致电李鸿谟,要求李鸿谟对中东铁路护路队“勿事争执阻止,免得彼此滋生违愿误会。”同时还不负责任的电告李鸿谟,“倘有事故,只需与公司(中东铁路管理局)交涉”。结果导致,四月二十四日,俄国由哈尔滨派出骑兵二百名,“未携通译,不说营队名号”在呼兰县修整后,直奔兰西县(今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以“匪警名义”在兰西县非法滞留多日。此后数月,俄国军队越发嚣张,不断以“剿匪”为名,在中国领土“自由行动”,一度在富锦、拉哈苏苏(今黑龙江临江县)等沿江口岸大肆活动,设立驻所。当黑龙江地区的中国官员阻拦时,沙俄以已与“吉林铁路交涉局”订立合同为由,要求黑龙江官员也“照章办理”,迟迟不肯退兵。

这此情形下,富锦县依兰道尹等地方官员上书吉林交涉署,揭发滨江道尹兼吉林交涉局总办李家鳌对地方所呈交的文件,反应迟缓;与沙俄交涉“其词游移,并无实际”的实情。要求免除李家鳌,另派官员与俄国“据理力争”。

至此,吉林黑龙江两省铁路交涉局权责分立,各不隶属,行政效率低下的弊端完全显露。中国政府急需在中东路属地内建立统一的行政机构;整合黑龙江铁路交涉局与吉林铁路交涉局的职权已经刻不容缓。

在这种情况下,经吉林黑龙江两省最高当局讨论,认为李鸿谟虽然为黑龙江地方官员,但在处理与沙俄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诸多“悬案”方面展现了深厚的外交功力,在吉林官员中间口碑良好。由李鸿谟转任吉林滨江道尹,兼任哈尔滨交涉员,可以兼顾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利益,便于与沙俄交涉。因此吉林黑龙江两省最高长官联名将此事上报中央,1914年10月1日,经民国政府外交部特批,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李鸿谟卸任,接任吉林滨江道尹,并兼任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此外还规定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受其节制。

1915年“俄兵籍词护轮非法入境,强占方正县德墨里街,乌尔河,新甸各处未肯撤退,并在新甸修建永久工事”。李鸿漠照会霍瓦尔特,参照《国际法》及1898年后中俄政府的相关条约,与霍尔瓦特严正交涉,据理力争。霍尔瓦特理屈词穷,默坐良久,被迫做出让步,做出了限期撤兵的许诺。1918年,中国军队就是以此为依据。驱逐俄兵,收回拉哈苏苏,设立团部,控制江航。

1916年5月21日李鸿谟以中东路属地中方最高代表的身份与驻哈尔滨俄国领事特拉乌绍利特签署《中俄北满若干地区禁卖酒精协定》。在北京政府与沙俄已经订立条约的前提下与俄国驻哈大使苦苦交涉,最终使华商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1917年3月16日晚,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哈尔滨,18日侨哈的俄国人组织“临时代行政临时行政筹备处”(共和行政委员会),19日在此机构的鼓动下,数千俄国军警,倒揭国旗,高呼议院自由,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导致哈尔滨警察系统瘫痪,中东铁路沿线俄国士兵哗变。中东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的权利已经岌岌可危。“临时代行政临时行政筹备处”大有取代中东铁路董事会,霍尔瓦特之势。

对于哈尔滨的事态的发展,李鸿谟是最早警觉的中国官员。3月23日李鸿谟致电外交部,请求外交部长曹锟授予它独立交涉权。3月28、29日李鸿谟连续两次向吉林省长阐述趁哈尔滨的混乱形势,建议中国方面向哈尔滨派驻军队,借机收回路权,控制哈尔滨的主张。他的建议被吉林当局所采纳,4月1日,吉林都督孟恩远、省长郭宗熙致电大总统和外交、内务、陆军各部,提出了选派督办、派驻军队、在路界内组织保侨公所,三项收回中东铁路主权的具体措施。

李鸿谟的主张得到了中央地方长官的积极回应,但是在收回中东路的具体事宜上李鸿谟与郭宗熙却意见不合。这主要表现在李鸿谟不同意削弱霍尔瓦特权利,认为当时在哈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控制的“临时行政筹备处”是一群乌合之众,一旦得势,势必“予智自豪,逾秩规范”,这样中国政府以前与霍尔瓦特建立的交涉秩序将不复存在。历年来签订的所有助于逐步收回中东铁路的协定也将失去效力。所以李鸿谟拒不执行郭宗熙支持“临时行政筹备处”的命令。不与“临时行政筹备处”商议合办巡警等重大事宜。

与此同时,李鸿谟撇开“临时行政筹备处”,坚持就重大事宜与霍尔瓦特交涉。霍尔瓦特投桃报李,使得双方的交涉十分顺利,1917年8月间,在霍尔瓦特主持的俄方中东铁路管理局的默许下,驻守扶余的中国军队,换着“警察服装”,以保护“在哈侨民”的名义,组成“商警”。中方商警从道外顺利进入哈尔滨市中心,一举取代了俄国巡警,收回了在哈尔滨市内的设警权。这是中国政府在哈尔滨行政辖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中方此举也得到了以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为代表的协约国方面的承认。

虽然收回了“设警权”,稳定了哈尔滨秩序,但李鸿谟的作法还是引起了吉林省长郭宗熙的不满。郭宗熙以“交涉未能及时呈报,交涉案情较大未能请示办法”为由电告中央,要求免除李鸿谟的职务。于是,外交部在1917年11月27日免除了李鸿谟吉林滨江道尹兼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的职务,由施道尹兼任。离职后的李鸿谟在接受《远东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交替竣即赋归田,不想作出山之想云”,一度心灰意懒。在此期间,李鸿谟回到山东牟平购置了土地。据李鸿谟的后人李勇、李丹等人提供线索,当时在老家山东牟平解甲庄,李鸿谟确实买了土地。

李鸿谟故居

李鸿谟故居 via中国记忆论坛

1917年12月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北洋政府在协约国方面的支持下,武力驱逐了倾向于苏维埃政府的俄国驻中东铁路军队4000余人,进而完全控制了中东路。但是英国,日本、美过等其他协约国成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于中国军队完全控制中东铁路表示不满。1919年3月间在海参崴召开旨在各国共管中东铁路的西伯利亚会议。作为熟知中东铁路交涉事务、草创中俄共管铁路细则、长于同俄方交涉、力争国权的中方官员,李鸿谟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员的身份与中东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驻俄大使刘镜人等人,赴海参崴参加西伯利亚会议。

事后回到北京述职。20年代中期,厌倦官场生活的李鸿谟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买房置产。平日里他常与何守仁,宋小濂,马忠骏等哈尔滨士绅喝茶叙旧。宋小濂、马忠骏等人精于做诗,李鸿谟的爱好却在书法上。李鸿谟留俄多年,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的书法文字刚柔相济,深得篆书之精髓。大草更是赫赫有名,他所写的中堂《兰亭集序》在当时的哈尔滨一字千金,达官显贵都已拥有李氏中堂为荣。此外,他还与何守仁一起参加了“哈尔滨孔教会”,并在其内部刊物《孔子盛典》上,欣然题词“仁义礼智”四个大字。

李鸿谟功勋卓著,但他的晚年却是在病痛中度过的。据李鸿谟的孙女李熙弟(1931年生)回忆,在三十年代李鸿谟就因下肢不便,平时只能病卧家中。李鸿谟的大公子李树筌,是当年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今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的学生,平时对同学也仗义疏财,结交了当时身为地下共产党员的同学,交往密切。1937年间,因与陈远亭、郭仲衡、恩禹之、乔荩臣、包丹庭、柏心庭、世哲生等人参加爱国剧团,被日本占领当局怀疑是“共产党”,遭到通缉,追捕,南下参加了国民政府的抗日部队。

退隐之后的李鸿谟仍然与在哈社会名流密切往来,发挥个人得到影响力参与社会事务。在哈尔滨的文化教育领域颇有影响。平日总有新朋故旧,门生弟子登门拜访,加以庇护,加之1905年曾获“天皇二等勋章”,在日伪时期,这无形中多了一道护身符,因此并没有受到日本人的欺辱。公子虽然影讯全无,幼子李树森,儿媳王德臻(哈埠巨商王魏卿之女)却留在身边,对其极尽孝道。孙儿李熙正、孙女李熙弟嬉戏于膝下,他的生活倒也并不孤单。虽然体弱多病,但李鸿谟性格豪爽,平日里教孙儿练习书法,每年春节期间,有艺人在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与南七道街交叉路口西南角的“李家公馆” 献艺,他也总会在下人的搀扶下,在自家阳台上,欣然观看“莲花落”“二人转”等地方小戏,事后也会大方地向众人抛洒银钱,颇为引人注目。

1943年李鸿谟在哈逝世。老人生前留下遗言,不愿埋葬在哈尔滨三棵树的山东义地。家人遵循老人遗愿,历经周折,从大连登船,由海路,到烟台,终于将其安葬回山东老家东解甲庄,在临海的山坡上为李鸿谟修建了陵墓。纵观其一生,秉性刚直,聪明睿智,既有中国文官所崇尚的传统的国权民利的情怀,又有现代意识,凭借自身的学识和胆识,在局促的岗位上,鞠躬尽瘁。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其业绩鲜见于系统的研究课题和正史之中,但是从历史的陈迹中,我们仍然可以钩沉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处于历史转折时期,能够不惜名利得失伸张大义的,爱国官员的形象。23岁赴京求学,此后几十年一直在外做官,生前和故乡聚少离多,在异乡功勋卓著,死后终于魂归桑梓,落叶归根。也算一段佳话。

附:李鸿谟故居的历史和现状(哈尔滨市文物管理站)【全文

李鸿谟故居是去年李鸿谟嫡孙及海外归来的亲属确认的。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与南七道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今靖宇大街324-330号,南七道街270-276号。始建于民国初期,经过李家几代人的努力,至1946年已形成相当大的规模,被当时人称为“李家公馆”。所有建筑均为二层砖混结构中华巴洛克式建筑,呈封闭的四合院格局。院内除自家住房外,还有客房、佣人用房、车库、库房等。房间内设施完备,安有自来水和电话。李鸿谟一家及亲属、账房和佣人等十多口人住在这里。这里是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士绅重要的聚会场所,李鸿谟的故交好友、社会名流何守仁、宋小濂、马忠骏等经常登门拜访。据李鸿谟的重孙、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李朋介绍,面向南七道街一侧楼房的二楼带阳台的房间,就是李鸿谟的房间,“与李鸿谟房间斜对面的房间是我父亲的书房,父亲的书房旁边是奶奶的房间”。1945年李鸿谟去世后,李家就分家了。1946年,李鸿谟之子因经济困难又将房产变卖。

如今,故居原来四合院的偏房早已被拆除,仅存临街的一栋房子。这栋房子平面呈曲尺形,临靖宇大街一侧稍长。主入口位于临街拐角处,上面凸出一雨搭;临南七道街一侧中间有一门洞。从门洞进入院内,左右两侧各有一楼梯通向二楼。这栋房子因具有中华巴洛克建筑风格而被市政府公布为二类保护建筑,一块由市城市规划局监制的保护建筑标牌悬挂在临街拐角处门口。虽为保护建筑,但这栋房子损毁依然十分严重,女儿墙早已无存,内部设施被毁,墙体出现裂缝,两扇大门已不能正常关闭,楼梯破败不堪,水泥楼板也出现了窟窿。一楼已成为房地产、药店、鞋店、烧烤、铁艺等商家的门市,几块广告牌子杂乱地挂在上面。二楼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布局,房间内还可以看到木板地和木板吊顶,现为居民住宅。这些居民住宅显得十分拥挤,原本十几平方米的屋子从中间隔开住了两家,每家的房门还不足一米宽。

院内环境很乱。紧邻故居有一栋尚未完全拆除的楼,一道大墙高高耸立着,不知什么时候回倒下来。大墙下面是一堆垃圾,垃圾旁边有一老式室外厕所。院内的煤棚子一个挨一个,煤棚子上面堆满了杂物,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在此住了40年的王景芝大娘说,住在这里这么些年了,最怕的就是着火,万一着火,人都跑不出去。现在建筑要保护了,但大院里的隐患也应该消除,这样保护建筑才能保护下来。

延伸阅读:李鸿谟故居的“旅游开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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