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要抓朱安东坐牢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他经营贩卖鸦片。鸦片的经营贩卖在日本人入侵之前司空见惯，买鸦片如同买大白菜一样容易。但是，日本人的此举绝非善意，目的是对鸦片实施严格的管控来榨取大量的钱财！
当年，日本为了实现长期侵占中国的目的，竟针对中国策划实施了反道德、反人伦的“鸦片战略”罪恶计划。日本是有关鸦片与麻醉品国际禁烟公约的签约国，但其采取的是阳奉阴违的策略:在本国实施禁烟，而对中国却是进行大肆的制贩鸦片行为；严禁本国侨民和驻华军人吸食鸦片，违者甚至会被判刑，但它却将中国变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种植、生产与消费地；它鼓励中国人种植、贩卖、吸食鸦片，却严禁中国人卖给日本人鸦片，违者可判死刑。
日本对中国实施“鸦片战略”的目的，一是为获取大量的侵华军费，“以毒养战”，二是将鸦片视为其毒化中国民众、削弱其反抗能力的工具，以达到其对中国进行长期殖民化统治的目的。
伪满政权成立后，日伪当局就加紧实施一系列步骤，诸如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公布《鸦片法》、《鸦片法施行令》，设立“鸦片专卖公署”等等，对鸦片从种植生产到收购贩卖实施严格的垄断管控，违者判刑或科以重罚（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0元以下罚款）。
如此，朱安东在尚未取得日本人的经营许可而照以往继续贩卖鸦片的行为则被视为是“犯法”。当然，身份显赫的他既不愿被抓去坐牢，又不想破财被重罚，于是他便使用了一个“顶包”的办法来应对。
他说服了其新世界饭店手下一个林姓的堂头（前厅经理）为其“顶包”，承诺林某出狱后予以一些物质补偿。然而，代其受过、身心受了不少苦头的林某出狱后，朱安东却没有兑现其承诺，这让林某甚为失望与不满。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位林某是位读过书、文化水平不错且对朱安东非常了解、知根知底的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朱安东未曾想到这桩失信结怨的事，若干年的日后会让他得到了“报应”。
朱安东虽然一时躲过了日本人对他经营贩卖鸦片的处罚，但是对金钱的贪欲以及鸦片暴利的诱惑，使他要想方设法要继续从事这个肮脏交易的行当。而达官显贵们经常出入富丽堂皇的新世界饭店，则为他与社会上各色权势人物的交往，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1934年，他花钱从伪滨江省警务厅日本人白滨（日语白浜）科长的手中弄来鸦片专卖许可。有了许可，朱安东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经营贩卖鸦片了，也就不必再担惊受怕了。从1932到1942十年间，他在哈尔滨、牡丹江两地开设大烟馆八处获利十二万元，在三岔河、安达、五常、海伦等地贩卖鸦片获利二十万元。
投机经营贩卖鸦片坑害自己的同胞以攫取暴利，暴露出作为精明商人的朱安东的另一面：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这是他处事性格的一个鲜明的弱点，也正是这个无原则底线的做事弱点决定着他在以后的日子里与日本人、敌伪势力走得越来越近，相互利用、沆瀣一气！
在日伪统治时期，朱安东与日本人的“亲密”关系可谓是多种多样：雇用了两个日语翻译（王惠民、于杰巨二人），聘任两个日本顾问（内田父子），充当兼任双重身份的日本特务（日本宪兵队的联络员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嘱托，嘱托即情报员），娶了两个日本女人（蒲卯姐妹）为妾，加入了日本国籍，改名田中太郎。他还向日伪当局捐出“大东亚圣战基金”三万元伪币，送给驻华北日本宪兵队电影放映机和电网线等。
这些事例从表面上看，朱安东身上的“汉奸”色彩非常浓重，但事实上这其中也含有一定的“水分”。大凡唯利是图的人都视财如命，朱安东也是如此，他送钱财给日伪与其说是“捐出”，不如说日伪对他的勒索敲诈。他充当兼任双重的日本特务虽可视为是他投靠日寇当汉奸的凿凿“铁证”，但纵观朱安东此间的表现，并没什么明显的特务恶行。换言之，这两个特务身份不过是他的一个招牌：靠近日本人，吓唬别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聘用的两个日本顾问内田父子，也当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背景。朱安东是在利用日本人的势力作为后台靠山捞取钱财；日本人则是利用他的商业才能作为摇钱树进行敲诈与盘剥。
朱安东加入日本国籍、改名田中太郎，实际上也是打了折扣的半吊子的日本籍，其中夹杂着一定的“水分”。事情产生于日本对于其当时的殖民地关东州所执行的管制政策。
1905年，日本占据了关东州（大连、旅顺）后，将其更名为“日本国关东州县(省级)”，并连同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在地图上都绘成与日本本土相同的红色，视其为日本国土。为了使关东州全面日本化，达到其长期乃至永久霸占的目的，1943年1月，日本当局对居住关东州的中国人进行强制登记，明确规定：有祖坟在此，有不动产并连续居住五年以上者即为“关东州人”。“关东州人”被日本当局法定视为日本国籍的“州民”。确切地说，是强迫这里的中国人加入日本籍、改用日本姓名而实现日本化。这也是日本当局沿用其对朝鲜、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做法。台湾地区原领导人李登辉的日本名“岩里政男”就是如此，可视作这个问题的“活范本”。
朱安东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谎称自己原籍出生地是关东州，搭上了这班“顺风车”而加入日本国籍的，同时也相应地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田中太郎。
事实上，关东州人名义上是日本国籍，但并不等同于日本本土的日本国民，许多待遇不一样，比如食糖限量。但是，这里的生活条件又比临近的其他地方要好些，比如粮食与盐不紧张，但严格把控不外流。临近的中国人若要到这里来买粮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的，甚至会送命。在我的同乡老辈人中，就曾有当年从北隍城岛摇船出发行程40余海里到大连卖鱼换粮与盐，而被日本人抓住惨遭杀害，造成了家破人亡的惨剧。
历史上日本籍关东州人这个称谓的寿命是很短的，只存在两年的时间，随着“八一五”光复日本的投降，这个所谓的“日本国籍”也就彻底消失了，就连战后的日本国政府也不承认了。
在朱安东的审讯档案中并没有上述的诠释说明，所以，“加入日本国籍”这条记录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朱安东就此摇身变成了正经八百的“日本侨民”，而将其出生地谎称是“关东州”，则成为厘清这个问题的主要线索！
那么，身为显赫富贵、可以呼风唤雨的朱安东为何要偏要执意“屈尊”主动加入这个打了折扣了的半吊子日本国籍？（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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