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深处的火车头

——有感于铁路第六次大提速

原文载于关少军的博客，摄影／撰文 关少军，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感谢关老师的分享，转载与引用请联系原作者。

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蒸汽机车的钢铁臂膀，摇撼着历史的车轮，载着人类走过了170多年的光辉历程。他曾经强悍，曾经辉煌，他是力量和进步的象征。如今，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人们的视线中悄然消失，默默地退出历史舞台，但他那震撼山谷，气吞山河之势，永远激励着人们向前。

我是三代铁路世家，两代火车司机。爷爷和他的两个弟弟、我的父亲及姑父、姨父在伪满洲国时都是“大车”，（旧时对火车司机的贬称）。爷爷叫关静寰，在伪满铁路开火车，以后被调到滨绥线帽儿山车站任副站长，站长是日本人。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全家染上了伤寒，爷爷年仅34岁就含恨而去。1938年，父亲关宗源年仅15岁，入伪满铁路在火车上当司炉，承担起家庭全部生活重担。

蒸汽机车包乘组由正司机(大车)、副司机（二车）和司炉（小烧）3人组成，他们之间亲昵地称为“伙计”，这是蒸汽机车包乘人员，表达同甘苦共患难的特定专用称谓，这便是伙计的由来，后被社会普遍借用。正司机坐机车前进方向左侧，负责操纵机车并瞭望前方；副司机坐在右侧，负责瞭望后方，并与司炉替换烧火；司炉负责给蒸汽机烧火。正副司机都是由司炉提升。他们不管是风霜雪雨、酷暑严寒，时速七、八十公里、零下四、五十度的恶劣条件下，正副司机都要从瞭望窗探出半个身子瞭望。有时边吃饭边瞭望。火车司机百分之百都患有半身风湿和严重胃病。患左肩膀痛的必是正司机，患右肩膀痛的必是副司机。我父亲30多岁就患了严重胃病，手术切除了三分之二。

一个机车三、四个包乘组为一个包车组，总头为司机长。他们出乘穿的工作服，个个象用油浸过的，俗称“油包”。每次出乘回来，家里人总是在喊：把油包扔在外面！

我小时候和那些大车、伙计们混得很熟，他们出乘回来，满身满脸都是黑油黑灰，简直象掉进油桶刚捞上来的黑耗子，路人都躲的老远。他们从火车下来第一件事就钻进浴室洗澡。我常和他们一起洗，不是打我的屁股就是揪我的“小鸡鸡”。池子里十个八个人，总要让他们揪够才算罢休，我的小鸡鸡算倒了霉啦。不来又不行，那年月家里困难，到机务段洗澡不用花钱。池水本来清澈到底，经他们一洗，绝对变成了污泥浊水。他们虽然都是大老粗，爱说浑话、脏话，但他们朴实、善良、讲义气，工作起来那真叫忘我。

刚解放时，哈尔滨的冬天嘎嘎冷，在一个冬季寒冷的夜晚，我父亲钻进车底检车，鞋和脚被水冻在了一起没了知觉，机车上的伙计松了车闸，车轮碾掉了父亲左脚四个脚趾竟全然不知，好在剩一个大脚趾，走路正常。我险些没了爸爸或者是个瘸爸爸。

东北1945年光复，在这之前，我父亲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组织纪律是上瞒父母下瞒妻儿。日本侵略者投降时，东北铁路已遭严重破坏。为支援解放战争，哈尔滨铁路员工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的口号。我父亲当时是哈尔滨机务段修复机车的带头人，全段共修复日本鬼子扔下的废旧机车213台。

毛泽东号机车是1946年7月，把日本投降时扔在肇东车站的日本造（现解放型）“死机”拉回段内。经过一个多月昼夜抢修后，命名为毛泽东号。

1947年，学习苏联铁路先进经验，推行包乘制，毛泽东号机车组带头实施，安全走行公里创全国历史最高纪录，被记一等功。1948年荣获“保养良好、走行安全”模范机组称号并树为铁路机车负责制旗帜。1949年该机车组记大功一次。同年3月，毛泽东号机车及其包车组奉命到北京局示范包乘制，随后留给了北京铁路局。在哈期间，我父亲曾暂短地任过第一任司机长。

1946年10月，父亲又带领哈尔滨机务段的工人，将1台破损的日本机车修复，命名为朱德号。父亲再次被任命为朱德号第一任司机长。在解放战争年代，朱德号随军转战各地，在长滨线陶赖昭站智斗国民党飞机，保护军用物资。在梅河口、白城子站冲破敌人封锁线运送弹药。1947年被东北铁路总局授予“开路先锋”称号。1956年机组人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1959年参加了全国群英会。1966年被誉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派强行摘掉朱德号机车标牌，解散包车组，将车头前铸铜的开国元勋朱德头像摘下扔进了仓库。（1947年5月改换为解放型，1985年退役的机车奉命调北京机车博物馆收藏）。朱德号机车于2002年11月第四次更型为电力机车，仍在哈局运行。

半个世纪以来，由哈尔滨铁路局培养树立起来的这两台英雄机车，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中立下了赫赫功绩，一直是全国铁路的两面旗帜。此外，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特等功被命名为“英雄机车”的3005次列车司机长范永，1949年4月参加了西柏坡群英会，毛主席对范永说：“向铁路工人致敬”。从那时起，“火车头”不仅是铁路运输的牵引动力，也被人们誉为时代精神的象征。我父亲先后担任了这两台机车的第一任司机长，这是我们铁路世家的最大光荣。

父亲50年代初就离开了他的机车，提了干当了官，文革期间又被打成了走资派，关进了“牛棚”，在龙镇铁路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多病的身体被繁重的农活压垮了，校友们将他从干校护送回家，当年与他同在毛泽东号机车组的伙计李永（毛泽东号机车第二任司机长），已提升为全国铁路总工会主席，他听说我父亲病重，执意要我父亲去北京治疗，他亲自乘轿车进北京站内迎接并参与我父亲的病情诊断与治疗。然而，父亲这条硬汉再也没能爬起来。

离开我们年仅49岁。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哈尔滨铁路局破例为打成走资派的父亲在铁路局文化宫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的铁路局长黎波涛参加了追悼会，并与家属一一握手，在悼词中肯定了他对毛泽东号、朱德号机车做出的贡献。

文革后，1977年11月5日“朱德号”机车又重新恢复了名称，任命了模范司机孙广发为新的第一任司机长。朱德号又精神抖擞地驰骋在祖国的千里运输线上。看到他，就像看到了我的父亲。

我姑父是哈机务段有名的金大车，名叫金子厚，性格开朗、豪爽，素以吃苦为乐、吃苦为荣。开着火车参加了抗美援朝，智斗美国轰炸机，当时叫“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1962年支援大西北，二话没说，又撇家舍业开着火车去了新疆。那个年代的人，真是党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

我从小就在机车头上爬上爬下，对机车的熟悉就像熟悉我的父辈。1958年我不满8岁，在姑父金子厚的指导下，就在哈尔滨机务段的机车场，我第一次拉响了火车汽笛，机车吐着云雾缓缓移动，那震撼山河的吼声，使我激动，那玎玲当啷的机车驱动声，让我不知所措，让我不敢相信……让我永生难忘。

四十年后，我开始抢拍即将消失的火车头。这是我对父辈的追忆，也是对后人的叙说。

东北铁路是我国最早的铁路，黑龙江省内第一条铁路是1897年开始修筑的中东铁路。距今已有106年历史，共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1897年至1931年属沙俄管理的中东铁路及清末民初中国自建的民族铁路；1931年至1945年为日本侵略军控制的伪满洲国铁路；1945年8月15日，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中国东北光复至1952年12月为中苏共管的中国长春铁路；1952年12月31日，在哈尔滨的中长铁路文化宫（即现在的哈铁文化宫）举行移交仪式庆祝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潘有新参加移交仪式。参加大会的还有中方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多巴申。会上滕代远部长代表中方向格鲁尼切夫（当时任中国长春铁路管理局局长）授旗以表示中长铁路的功绩。格鲁尼切夫局长宣读停止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的命令。新成立的哈尔滨铁路管理局局长陆平宣读成立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的命令。中国长春铁路完全移交到中国人民手中。

中长铁路，在苏联“老大哥”（当时对苏联专家的称呼） 的帮助下，“中长”的经验对新中国的铁路事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当时中国铁路的一面辉煌的旗帜。老“中长”路的铁路员工，现健在世的已不多了，老伙计们凑到一起，每每谈到和苏联专家一起共事、自己曾是老“中长”，那种骄傲和自豪就甭提了。爸爸在世时常给我讲与苏联专家一起共事的趣闻故事，他们同在沙俄修建的大石头楼里办公，局长、处长、科长都是苏联专家担任，副手都是中国人，我们主要是向人家学习铁路的管理技术。周一至周六工作认真严谨，仪表(着装打扮)要求非常严格。到了周末，尽情潇洒放松，每周末都有宴会、舞会。

解放初期，我国东北铁路的牵引动力使用的蒸汽机型，货运主型为解放型，客运主型为胜利型，皆只有1500马力。1959年配属大马力的建设型，1966年配属更大马力的前进型，牵引力在3000马力。如今的内燃机、电力机车可达6400马力。机车牵引动力比解放初期提高了4.27倍。1920年中东铁路货运机车时速为12.78俄里。1939年伪满铁路货运机车时速为60。现在内燃、电力机车时速可达200至300百公里。

2000年3月22日，哈尔滨铁路局最后一台蒸汽机车完成了最后一次出乘。在西鸡西机务段举行了隆重的退役仪式，宣告蒸汽机车在哈局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并将功臣机车“铁牛号”摆上了展台，作为永久的纪念。

除以上提到的4种机型外，还有当年在侵略者手中缴获的美国造的反帝型，苏联造的反修型，国产的人民型和上游型等蒸汽机车。我花费了多年时间，拍摄蒸汽机车，却仅拍到4种，仍留下很多遗憾。

今天展示于众，让人们通过图片，重新目睹蒸汽机车当年的风采，以表我对英雄机车的一丝怀恋和对父辈的悼念。

作者介绍

关少军：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荣获中国“德艺双馨”摄影家称号、中国摄影家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首届“千名艺术家万里采风”黑龙江十人摄影团成员，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理事，哈尔滨铁路局摄影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