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东被指控与两个人的命案有关,一个被逼死,一个被气死,单从字面上映入眼帘的其之形象是市井街面上的一个地痞恶棍,且不折不扣,类同于红色经典文艺作品《白毛女》中的那个恶霸地主黄世仁。这两桩命案的“受害”当事人,一个是道外东北电影院的经理刘光甫,另一个是沈阳天乐电影院的地皮东徐永泰,但皆语焉不详,没有具体缘由与细节过程,均属于一家之言的“孤证”,且朱安东的最后定案也并未与这两桩命案扯上干系,既有“气死人不偿命”之嫌,又留下了让人猜想的空间。
时至今日,笔者在所过往的媒体报章抑或历史文献,还是走访过的一些老者的口碑资料中,除了那份档案中的证人证词外,尚未发现其他能够说明刘光甫、徐永泰之死与是朱安东有关的佐证材料。
沈阳天乐电影院位于沈河区朝阳街的故宫东巷20号(钟楼南干石桥胡同),筹建于1939年,1940年4月建成,建筑面积8485平方米,有1047张座席,三层建筑,剧场两层,三楼是放映室,楼体乳黄色,外贴小方块瓷砖。解放后改为红领巾电影院、银梦电影院,2005年被拆除。
沈阳银梦电影院其前身天乐电影院
1988年我去沈阳出差时,恰巧就住在天乐电影院附近,它在主街的胡同里,晚上闲暇时我拿出工作证跟门口的检票员打了招呼就进去看了场电影。那时全国的电影职工一家亲,都是一个行业系统的,时常相互走动学习交流经验。我曾向这位检票员请教一句这座影院是谁开办的?他说是个叫什么六的,没听说过朱安东。我当时不以为然,一是来此的任务与之无关,工作的范围也未将朱安东列为重要内容。二是一直相信审讯档案中的那份证人证言材料,未曾怀疑过。但现在看来的确是一个疏忽,当时是有机会也有可能就此了解出天乐电影院的创办是否与朱安东有联系的。倘若不是,那么徐永泰被朱安东气死之说就可能不存在!但时过境迁,截至今日也没有搜集到这个所谓“天乐电影院地皮东徐永泰”的任何相关信息。
道外升平二道街的东北电影院,早已荡然无存,解放后就没见到过它的踪迹。其名其人其事,最初也是显露于朱安东的那份审讯档案里,它与后来的道里西九道街的东北电影院(原称美国电影院)同名。
道外东北电影院的经理叫刘光甫,是哈尔滨最早的电影制片厂寒光影片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建)的创办之一刘焕秋的胞兄。有人说,东北电影院的前身就是朱安东的吉江电影茶社,进一步地说,是刘光甫于1917年以十七万大洋的高价,从朱安东手里买下了吉江电影茶社更名为东北电影院。此说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有记载说当年寒光制片公司招考演员,是在东北电影院的楼上进行的,但是否就是原吉江电影茶社的二楼,不得而知。
对于刘光甫是死于朱安东强占东北电影院的逼迫之说,属于“内部保密材料”的证人证言,且没有官方确认其是否属实。而前些年出现过来自民间、与之观点相左的另一说。据媒体采访居住在道外的一位老人讲,一位片商诱使刘光甫的家人染食鸦片成瘾而使其家道败落,并没提朱安东什么事。过去的片商并非现在的制片商,而是带着几部影片走街串户、到各家影院推销影片获利的个体小商户,这个行当在解放初期还存在。那么,倘若是朱安东强占了东北电影院并逼死了刘光甫,当是会有个过程及不小的动静而惊扰四邻,并像恶霸姚锡九那样臭名远扬!然除此之外包括地皮东徐永泰之死,究其朱安东一生的商道沉浮中,无论是哈市餐饮业的新世界饭店还是电影业的国泰影业公司,抑或是其奔波于外地包括长春、吉林、天津、北京等地,尚没有发现朱安东有其它什么欺行霸市、巧取豪夺之类的恶歹之劣迹。
虽然有关“朱安东强占东北电影院,逼死刘光甫”之说,现于若干不同文章,但皆来源于朱安东审讯档案的那份证人证言,并无新内容。
孤证不立,这是研究历史的规矩。而“逼死刘光甫、气死徐永泰”之说语焉不详、未被官方确认的一家之言,且同文的另一案例“纵火骗保案”又存在极大的质疑,那么“逼死刘光甫、气死徐永泰”之说的又有多少可信度?
本质上来说,朱安东就是一个唯利是图、毁誉参半的著名商人,而由于其被定性反面人物被镇压,使之由禁忌伴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化为模糊,同时他也成为一个被关注与研究的历史符号。有人说新世界饭店里日本有特务,实际上是对朱安东的日本特务身份(日本宪兵队的联络员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嘱托,嘱托即情报员)字面上模棱两可的猜测!道理很简单:如果说新世界饭店里面有特务,那么朱安东1940年撤股离开后的新世界饭店,其里面是否还有特务?抑或是新世界饭店是特务据点?这显然不符合常规逻辑。朱安东确实是有日本特务身份之名,但时至今日,尚未发现其有日本特务行为之实。倘若从其垄断经营电影牟利,客观上为日伪反动宣传政策效力,充其量算是周作人之类的文化汉奸。
“汉奸”一词有着明确的定义:叛国投敌,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其实,有“嘱托”之名的未必一定都是汉奸特务,伪满时供职于警察局的,也没有一律都是以汉奸定论的。在我们电影系统中有一位影院的老经理,在其个人档案履历表中,有伪满时当过警察的记载。长春有位老者(忘记了名字)伪满时花钱买的“嘱托”,解放后肃反时被以“汉奸特务”之名镇压,但他并无劣迹,若干年后由民政局为其平反。
对待历史应客观、公正,一分为二、功过是非分明。
1938年1月30日,著名爱国人士、民族产业资本家、哈尔滨慈善总会会长张廷阁先生,在新世界饭店举行招待会,祝贺慈善会旗下新建的慈光电影院落成开业。由于慈善会无经营影院的经验,遂将其出租给朱安东经营。双方签约,慈善会按实际票房收入每元提取一角五分的比例分成。朱安东全权接管了影院的经营,并安排其同村本家亲戚的一晚辈作为影院的看门人,吃住在影院。朱安东的子辈名是“文”即朱文泰,这位晚辈的子辈名是“维”,小他一辈。与此同时,朱安东不断将国泰影业公司的放映网点向外发展,先后分别在吉林(位于河南街)、安东(今丹东)等地开设国泰分院,在天津投资合办天宝戏院。天宝戏院的合作方是东北影剧界巨商赵兰亭,山东蓬莱人,与朱安东同是烟台籍老乡。天宝戏院剧场内有1300个座位,在当时属于较大型的演出场所。
天津天宝戏院
1940年,他将新世界股权卖给了实业堂主,把资本全部抽出投入电影市场。同年,在沈阳建立天乐电影院,并与俄国人新建的“天极电影机器制造厂”(1939年建)建立密切的联系,倒卖电影放映器材。
仰仗日本人的势力,借助于伪满当局制订颁布的《映画法》、《映画院指导纲要》和《映画检阅规则》等对电影市场的垄断限制措施,朱安东的远东影业公司曾一度独揽哈尔滨的电影发行权,称霸电影市场,大发其财。
电影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社会职能的宣传教化作用。朱安东在借电影赚取钱财的同时,客观上也在替日伪统治当局的政治利益服务,充当为日本侵华进行反动文化宣传效力的工具。这是他个人历史上抹不去的丑恶一笔。
伪满期间,朱安东个人拥有的财富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据他解放后被捕在押时的交代,此间他的资产价值黄金五千两!另据经历过那个年代、居住在道外的电影界前辈介绍:过去哈尔滨最有名的三大富商是张廷阁、朱安东、武百祥,其中首富为张廷阁,朱安东的位列第二。
而仰仗日伪势力垄断电影发行市场来攫取不义之财,则为朱安东断送他在哈近40年的谋商之路埋下了伏笔。(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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