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遣返日侨秘闻——哈尔滨记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无力将滞留在东北的110万侨民接运回国，而在东北受降的苏军又不愿承担也难以承担这一艰巨的遣返任务，致使大批日本侨民一时沦为难民。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1946年4月中国政府与苏联协商，决定由中国将在东北的日侨遣返回国

苏联红军押送战俘行进在南岗区红军街上

当时哈尔滨已被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控制，所以滞留在哈尔滨地区的日侨遣返工作自然落到共产党人的身上。60多年过去了，这一展示中华民族博大胸怀以德报怨的好事，却鲜有报道，甚至在一些大事记中也只是寥寥数语带过。带着种种疑问，我拜访了当年参加遣侨工作的王志超老人，他向我讲述了发生在哈尔滨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王志超老人

1946年7月，暑假期间，在蒋南翔的领导下，在太阳岛举办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夏令营。有200多名进步青年在这里参加政治学习，开展文体活动。活动一结束，一中、二中、三中、女子中学，还有哈工大的学生便被抽调到遣侨大队工作。当时在哈尔滨成立了遣侨委员会，负责人是李立三，他刚从苏联回国不久，接替饶潄石担任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化名李敏然。遣侨大队分为查封大队和检查大队，我在检查大队第四中队担任副队长。工作开始之前，我们检查大队被集中在现南岗区邮政街与果戈里大街交叉口，即现哈尔滨联通公司营业厅的大楼里，集中食宿进行一个星期的培训。

遣桥大队检查大队培训地

遣返工作负责人李立三1946年在哈尔滨与“三人小组”美方代表丁伯曼将军合影

当时中、美、日三方在东京签署了中国战区日本侨民遣送计划，对日侨检查登记、卫生检查、缉查战犯、监察日侨携带钱款、限额行李重量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记得当时日俘、日侨携带现钞和物品限额是：军官现金500元、士兵200元、侨民1000元，行李先是每人30斤后改为40斤；日侨准许携带的物品数量为：洗具一套、毡毯一条、棉花被一条、冬季衣服三套、夏季衣服一套、大衣一件、皮靴三双、短裤一条、衬衫三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一件等。严禁携带的物品有：炸药、武器弹药、指挥刀或大刀；照相机、双筒望远镜、野战望远镜及光学仪器；金条、银条、银块、未加工之宝石、艺术品；股票；每人（成人）只能携带自来水笔一支及手表一只（限于日本产的手表）；珠宝及奢侈品不合持有者之身份者；超过正常需要之烟草、雪茄、香烟；超过正常所需之食物；以及历史书籍、文件、报告书、统计数字及其它类似资料。

等待遣返的日本儿童卖烟谋生

1946年8月18日遣返工作正式开始。每天有7500名至10000名日本侨民集中到哈尔滨火车站广场，以家庭为单位排成纵队接受检查。有一天，我在检查一名日本洋行的经理随身携带的行李时，先秤了一下他的行李正好40斤，一点儿不多一点儿不少，当打开他的行李时发现一个小木箱，上边密密麻麻钉了许多钉子，封得很严，撬开后发现里边装的是肥皂。因为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日本人将遣返人员不准携带的金银珠宝、金表等物品藏在肥皂里，企图蒙混过关的事情，所以我们立即找了探针扎肥皂，尽管扎得很密也没有发现可疑物。站在一旁的日本洋行经理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我当时想钉这么一个木箱封得还这么严实，就为了装几条肥皂么？带着疑问，我从地上拾起装肥皂的木箱子仔细查看。这时，那个日本人神色显得有点慌张。我用手敲了敲木板，声音是对的，而且木板又不太厚不可能有夹层，但用手掂量一下木箱感觉重量不对，问题究竟出在哪呢，当我仔细查寻时发现木箱上钉的钉子颜色与普通钉子不一样，我就让人找来一块吸铁石试一试，结果一点吸力都没有，问题肯定出在钉子上。我立即向领导报告。经仪器检查，发现这些钉子全是白金做的，原来这名日本人知道曾有人将金表、珠宝藏在肥皂里被搜出来过，就想了这么个办法，钉一个木箱子里边放上肥皂，当检查员注意力集中到肥皂上的时候，就很少有人关注这个木箱子，以此来达到目的，没成想精明的日本商人也逃脱不了我们这些学生的眼睛。这名日本人当时被带走接受进一步检查，后来听说经过教育他认错态度挺好，就被放行遣返回国了。

哈尔滨火车站——遣返日侨的交通枢纽

还有一位叫王美云的老同志，当年作为学生也参加了遣返日侨工作。她回忆说：“一次检查物品时，从一个女日本侨民提包里发现了一张身穿日军军装样子很威风的男人照片，可能是这女人的什么亲属，当时这女人和她的男人都很惊恐，还没等那女人说什么，那男人就面露凶相，大骂一声‘八嘎’（日语“混蛋”的意思），接着就搧了那个女人一个嘴巴。我们当时觉得有问题，就派人专门查找照片上的人，结果查到的那个人竟是伪装成普通侨民的战犯。为此，我们小队还立了功，获得了一面‘模范小队’的奖旗。检查完后，这些日本侨民登上火车，前往国民党控制的葫芦岛，然后登船回国。”

受到表彰的王美云（右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