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变迁

1986年9月22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建校60周年纪念会。来自国内外的校友齐聚哈尔滨。师生相见，相拥相握，谈笑甚欢。一些年长的校友甚至痛哭流涕地说，感谢党的政策好，我们总算姓“哈”不姓“伪”了。一个普通的校庆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为什么提到姓“哈”还是姓“伪”这一敏感问题？这不得不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身世说起。

哈尔滨开埠后，在1910年和1920年曾发生过两次肺鼠疫疫情，特别是191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大鼠疫，哈尔滨死了很多人。当时清政府派伍连德博士带领一批专家奔赴哈尔滨组织防疫，会同俄国医学专家和中外护工、军警共同奋战，终于使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经过这两场鼠疫，伍连德深感北国边疆医师人才奇缺，决定以东三省防疫处所属滨江医院的医务人员和技术设备为基础，创办一所医学专门学校。

经过伍连德游说以及他在国际医学界的影响，终于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1926年9月8日，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东北第一所西医学院——滨江医学专门学校终于开学了。伍连德博士亲任校长一职，首期招收新生60名，男女兼收，设学制四年。

伍连德博士

1928年，东省特别区教育厅接管滨江医专，改称“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校址也从道外迁至南岗车站街华俄道胜银行（现红军街省政府参事室址）。

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

1929年春，学校又迁至道里地段街北头的特区市立医院（现市儿童医院院内斯大林社区卫生中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伍连德先生辞去校长一职南下上海，由李希珍接任校长。翌年2月5日哈尔滨沦陷，学校经费停发三个月之久，不少学生退学，1931年入学的72名新生到毕业时只剩下14人。

1936年校董事会改组，学校决策权、管理权逐步被日伪当局掌控。当年8月，学校迁至南岗区东大直街精神病院（现哈医大门诊部大楼址），并开始增聘日本教授，加强日语教学，临床病历改用日文书写。

1938年1月1日，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开始招收日本学生，并将原俄侨办的第一、第二齿科学校合并成立齿科医学院归入哈医大。

1939年12月，日伪当局撤了中国人校长阎德润的职，降为首席教授，主持生理学教研室，派日本人植村秀一担任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不久，又派一名退役日军大佐担任学监，制定校训，每周举行一次“遥拜”和“奉读”，并新设“国民道德”课，以麻痹毒化学生。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学校和医院的部分日本人应征入伍，对台湾、朝鲜籍师生强制改为日本姓氏服兵役。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学校停课，哈尔滨局势混乱，为保护学校设备及图书资料免遭洗劫，部分师生自发组织护校活动。8月下旬，苏联红军召见哈尔滨医科大学中日双方代表，宣布日本人立即将学校移交中方并退出学校。回校后，田村於菟（“於菟”，音wutu，古代楚人称虎为於菟）校长在学校礼堂举行了移交仪式，学校由中国师生组织的维持会接收。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哈尔滨，并派员接管哈医大。5月16日，松江省政府将哈医大改为东北大学医学院。5月下旬，由于战事紧张，学校随军迁往兴山（今鹤岗市）。年末，东北大学医学院并入由延安来的中国医科大学，改称中国医科大学二分校。

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中国医科大学迁回哈尔滨。1949年4月16日，中国医科大学二分校恢复校名——哈尔滨医科大学。正是由于1946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并入中国医科大学，为哈医大姓“哈”还是姓“伪”埋下了伏笔。当时学校内出现了“兴山派”和“老哈医大派”。兴山派认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建校日应从1949年4月16日算起，前身是延安来的根红苗壮的中国医科大学二分校。老哈医大派认为，应从1926年滨江医学专门学校开学日算起，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东北第一家医学专门学校。两派之争持续数十年，特别是崇尚阶级斗争的年代，兴山派显然占了上风。而沦陷时期受过亡国奴教育的老哈医大毕业生在政治上备受歧视，有些老教授因“出身”问题饱受摧残，就连学生毕业的届期也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哈”、“伪”之争如同一块政治巨石压在老哈医大毕业生的身上。上世纪90年代，医史学家建议为伍连德先生建纪念馆时，仍有人反对，甚至还说：“这不是给自己找个爹吗？”可见这一问题争论之大，影响之深。

哈尔滨医科大学

1986年哈医大举行60周年校庆活动就等于找回遗失的孩子，给“哈”、“伪”之争作一了结。2016年哈医大又将迎来建校90周年。时光荏苒，回首往事，在民国时期滨江医学专门学校艰难起步，为东北边陲的医学事业奠定了人才基础；沦陷时期部分师生舍身取义不甘当亡国奴，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许多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地下抗日救亡组织，金剑啸、全赓儒等同学为此牺牲了宝贵生命；哈尔滨光复后，哈医大的师生主动护校将医院的设施、设备、图书资料完整地交给了人民政府；建国后哈尔滨医科大学作为国内著名的医学高等院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医务人才。

提及哈医大，不能不说一位传奇人物苏飞。苏飞原名张怡曾，1915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1931年他考入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33年经王学绕《夜幕下的哈尔滨》中黑王的原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哈医大早期党员之一。1935年冬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在狱中，他挺过三次酷刑，始终没有招供，敌人找不到他共产党员的证据，在校方的大力营救下出狱。几天后，日本宪兵队、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和第四军管区又联名对他发出通缉令，并派人对他实施抓捕，幸被校长阎德润掩护躲过一劫。后在中共满洲省委的安排下北上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担任班长和党小组负责人，此时正值斯大林在国内开展自毁长城的大肃反运动。由于苏飞来自中国并曾被日军逮捕入狱，这一复杂的经历必须得重新审查。康生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每个从中国到苏联的中共党员都要经过他的审查。1937年4月，苏飞被苏联内务部秘密逮捕，以日本特务被判刑5年，同年7月被押往地处北极圈的祁必由劳改营服刑。1942年4月苏飞刑满释放，此时正值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于前线苏军伤亡惨重，急需补充兵员，就这样苏飞与数百名刑满释放人员一起应征入伍，参加苏联反法西斯战争。

苏飞

战争结束后，苏飞就业无望又回到了当年流放地生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苏飞立即给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写信，要求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54年苏飞终于回到阔别18年的祖国，被分配到外文出版局担任俄文翻译。当年10月1日，苏飞被借调到外交部当翻译（曾为毛泽东主席会见波兰总统贝鲁特时担任翻译）。

1956年中央组织部决定恢复苏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并定行政十三级。

1960年苏飞被派到中央《毛泽东选集》俄文翻译组，再一次遇见在那里主持工作的康生。1966年文革爆发，康生一跃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苏飞被打成苏联特务再次被批斗。他的苏联妻子被驱逐出境，遣返回国。

1971年底，苏飞第三次被捕入狱。

1976年5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给苏飞判刑10年。

1981年，已66岁的苏飞刑满释放，原居住的房子早已被别人占用，无家可归的他被原工作单位外文出版社收留，并安置在单位的传达室栖身。

1983年，苏菲与失散13年的妻子取得了联系，经组织批准赴苏联与亲人相聚。去后不久他收到一份特殊的请柬，参加叶利钦为肃反扩大化受害者召开的大会。在州委会议厅，受害者每人获得一束鲜花、一个装有一千卢布的信封，以及赔礼道歉。

1985年，苏飞又收到了苏联政府给予他的平反证书。

1988年1月苏飞重返祖国。一方面是思念故乡，更重要的是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使苏修特务的罪名得到昭雪。由此他踏上了漫漫申诉路，但屡次申诉，屡遭驳回。他苏联籍的妻子无奈之下给中央领导写信道：我永远要说，对于我的丈夫，你们做的不公平。看平反无望妻子无耐离开中国返回苏联。

2000年苏飞向中共中央组织呈递了《我的申诉》，文中说“我今年已是85岁满头霜雪的老人了，尽管历经磨难，仍然对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深信不疑。我唯一的心愿就是为我正名，还我一个共产党员的清白。所谓罪名，来源于文革期间的信件，我请求将这些信件在众目睽睽之下逐字逐句审查，看看究竟哪些是政治、经济、国际、尖端技术的重要情报，哪些是反党、反人民的罪行，这轻而易举，却能给我带来一生的安慰。然而这封言辞恳切的申诉信又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2002年，一个重大的秘密得以曝光，一位当年苏联肃反扩大化受害者的女儿，从克格勃解密档案中找到了1937年1月14日一份由康生执笔起草的绝密文件《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曾多次提出立即解决有关35个中国人的问题》。在这份“有必要隔离的12人中”，苏飞名列其中，苏飞在苏联秘密被逮捕的始作俑者以及真相大白于天下。

2003年6月10日，苏飞依据这份档案材料写信向胡锦涛同志提出申诉。同年9月，胡锦涛同志批示法院立案，重新审理苏飞一案。

又经历四年漫长的等待，2007年2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下达《刑事判决》宣告：一、撤销原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74）中刑反字第200号刑事判决；二、被告人苏飞无罪。

至此，三国囚徒苏飞终于获得完全平反。这一年，他92岁。

2014年，哈尔滨医科大学没有忘记这位在抗日战争和世界法反西斯战争中做出过贡献，一生坎坷，饱受磨难又矢志不渝的老党员、老校友，派员专程赴北京，祝贺老人百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