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生命的搏击—1949年的一段抗击肺鼠疫往事

文 / 万川沸  ；荐稿人 / 王晓宇

 

敖汉旗是个偏僻的山区小县，虽然经过土改，但因土地贫瘠，连年灾荒，再加上鼠疫猖獗和土匪横行，群众们仍然过着灾难性的生活。我们进入这个地区就是为了扑灭鼠疫帮助群众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

1949年是我生命的花季。3月，我在哈尔滨的东北卫生干部学校学完临床课后，随校南迁沈阳，被集体编入东北机动防疫大队。从此，我就踏上了在农村防治鼠疫的艰苦历程。

瘟疫，应运而生的防疫大队

我所在的二中队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原热河省敖汉旗（即现在的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疫情、灾荒、匪患交织在一起，我们的防疫工作因此富有了战斗的色彩。

为了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时代背景，在此，我首先向读者介绍一下我们的东北机动防疫大队。

随着东北战局的好转，解放区不断扩大。为了适应新区建政的需要，1947年春，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在哈尔滨成立东北卫生行政干部学校，以培养卫生行政干部，充实新区的卫生管理机构。

就在新生入学不久，西满便发生了鼠疫且极为猖獗。当时，哈市医务界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动用，只能把入学不久的第一期学员组成学生军去西满扑灭这种烈性传染病。于是，东北卫干校的培养宗旨也由此转向，开始以培养防疫技术人材为主。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东北一级的行政机构先后迁往沈阳。东北卫干校二期学员于1949年4月迁入沈阳，并准备并入辽宁医学院。正在此时西满又有疫情预报，为了防止东北鼠疫再度流行，上级决定二期学员终止学习，并以其为骨干，吸收辽沈当地的一部分医务人员和医学生，组建东北机动防疫大队，投入西满的鼠疫防治工作。

当时的鼠疫疫区涵盖内蒙古的通辽、开鲁、双辽和热河省的一些县、旗，地域很广，而我们的东北防疫大队只有180多人，难以顾全，只能分两个中队分别驻扎在重灾区。一中队100多人驻通辽；我所在的二中队60多人去了最艰苦的热河省。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热河省敖汉旗的下洼区。

此前，因哈尔滨解放较早，又因日本731部队于光复时放出了带有鼠疫杆菌的老鼠、跳蚤，致使哈市最先发生了鼠疫，于是，哈市在防治鼠疫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故哈市去沈阳的医生和学员就成了防疫大队的骨干力量。当时，我们这支队伍是全国唯一的大型防疫力量，不仅扑灭了东北、热河、内蒙古的鼠疫，还应中央调遣支援了全国的灭疫工作。1949年冬，察哈尔发生肺鼠疫，蔓延至张家口，直逼首都。中央急调东北防疫大队及时扑灭了猖獗一时的肺鼠疫。1950年初，我军正准备解放海南岛时，主要驻军地湛江地区发生鼠疫，中央再次调东北防疫大队去湛江。投入工作后，防疫大队迅速控制了疫情，保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1951年初，抗美援朝初期，部队中发生了斑疹伤寒，中央军委调东北防疫大队入朝灭疫，我亦随队参战。1952年反细菌战时，东北机动防疫大队成为了灭疫的主力，扩为8个中队、600多人分赴东北、内蒙古、热河等地，控制了疫情。

 

遇匪，急中生智

话说回来，1949年7月，正当我们在敖汉旗县城周围农村紧张地开展工作时，突然接到下洼区的一个疫情报告。

下洼区是敖汉旗最边远的一个区，离旗所在地新惠镇有140多华里，加之交通不便，所以此前没有派人去。如今有了疫情报告就需急速派人去检查、处理。

队部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派曲连发和我这两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儿去执行这项任务。队长范文博指示：此去的具体任务是检查疑似患者、处理疫区、给周围各村检查并做预防接种；期限是六周左右。

队部派我们的同学、当时做管理员工作的徐英亲自赶上马车送我们到达目的地。出发前指导员郭若彦对我们说：“路途艰险，匪盗成患，你们带上支大枪以防万一。”于是一支“三八大盖”枪就成了我们途中壮胆的唯一武器。

七月流火，我们冒着酷暑踏上征程。140多华里的山路需要走两天，我们坐在马车上无遮无挡地暴露在强烈的阳光之下。头一天还算太平无事，傍晚住宿在白塔子区政府。第二天上路不久就觉得情况有点不对了：一个骑马的中年人始终跟在我们后面。起初，我们以为是个同路人未加注意。后来发现这人骑的是匹备了鞍的大马却不快走，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前面到了三岔路口。按照区政府文书的指点我们往外道走去，尾随我们的那个人也跟我们走上了外道。过了三岔路口之后，这人不再尾随了，他超过我们径直向前走去。徐英说：“这家伙一定是土匪‘踩盘子’的，咱们得警惕点。”可怎么警惕啊，只有一条枪！

又走了十几里路，在国道的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大沟壑。这个大沟宽约五六十米，深有七八米，是山洪暴发时冲毁国道的遗迹。马车若沿着我们正走着的这条过道进下洼镇，必须先沿着沟帮的斜坡路爬上去，才能走上被截断了的另一段国道。此地段非常险要，是土匪打劫的好地方。

太阳已经西斜，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我们三人伴着马车走下沟底。正在这时，我一抬头猛然发现对沿高高的崖头上站着一个人。嘿！那不是跟了我们半天的那个家伙吗？我小声说：“土匪在盯着我们呢！”他俩也看到了。正说着，在那人的身后又来了三个农民打扮的人。他们都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们。这肯定是土匪无疑了，我们不免都有点紧张。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徐英20岁刚出头；我和曲连发还都不到18岁，说来都是些孩子，第一次遇到土匪，又是被陷在大沟里，哪能不紧张？不过，我们谁也没害怕。心中唯一的想法是赶快冲出大沟，爬上国道，不能等着让这些土匪居高临下地下手。

紧要关头，我忽然发现车上有两个苏联制造的消毒器。这种消毒器形状很怪，很像个打气的气管子但又没有胶管。浑身上下全是黄铜的，连喷射管也是铜的。喷头就像个枪口支在外面。这还不算，更加神的是它外面罩了个草绿色的帆布套，上边还有个挎带。冷眼看简直就像个什么新式武器。看到这两件“宝贝”，我灵机一动大喊道：“把新家伙架起来，上膛！”顺手操起了一件端在胸前。曲连发也拿起了一件像端冲锋枪一样抱在怀中，把“枪口”指向了高崖顶上的几个人。

徐英在前边左手牵着马，右手架着子弹上了膛的大枪，一边吆喝着一边向对面的斜坡上冲去。我和曲连发跟在车后大声地喊叫着，用这回肠荡气的喊叫声壮我们的“军胆”。马车快冲到半腰时，曲连发不知是喊出来的还是唱出来的，从他那嘶哑的喉咙里发出了两句最合时宜的词：“来吧！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这本来是抗战歌曲里的一句词儿，他在这里用上了，挺鼓舞士气的。

徐英趁机以最快的速度拉着马车冲上了崖头，我和曲连发也猫着腰跟着冲了上去。可上去一看，崖头上的几个人都不见了。

这是被我们的“神秘武器”给吓跑了。

此地不可久留。上了国道，我们跳上车，紧抽几鞭，三匹快马拉着车像箭一样向前奔去。

夕阳西下时我们到达了下洼镇。在区政府见到了区长，他帮我们安排了食宿并研究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当他得知我们在途中的所遇时，惊讶地说：“这太危险了。白塔子一带匪情严重。一些人聚时为匪，散则为民，很难对付。若不是你们带着这新家伙把他们吓跑，准得吃亏。”我们一方面暗自庆幸，一方面又从心里感激那位苏联消毒器的设计者。

防疫，全副武装

第二天，徐英赶着车返回新惠；曲连发和我留下来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区里所报告的疑似鼠疫患者距下洼镇尚有20余华里。于是一辆牛车把我们的行李、器材拉到了一个叫霍家寨子的村落。在区卫生助理的配合下我们当天就找到了这名疑似鼠疫患者。一检查，依据其临床表现及发病过程否定了鼠疫，只是个因脚部感染而引发的鼠蹊淋巴结炎。与卫生助理商量后，当即宣布撤除小隔离圈。

那时，区里不要说没有防疫机构，就是连个卫生院也没有。做医疗工作的只有几位个体的中医。他们虽然不懂什么防疫，但能听从卫生助理的布置，有了发烧而又长“裸裸疙瘩”的就报告。这次就是区里听了他们的报告后把可疑病人及其家属隔离起来的。我们到达现场时，这家人家在民兵监视下已经被隔离了8天了。他们不能迈出自己的院子，饮用水由村里送，孩子不能上学，全家8口人急得团团转。我们同情被隔离的人家，但也认为区里的做法是正确的。当我们宣布立即解除隔离时，那位50多岁的户主竟激动得跪了下来。

鼠疫被否定了，但防疫工作需继续开展。我俩立即对霍家寨子及其周围的七个村进行了检诊，接着实施预防接种。

七个村距离我们的住处近的三华里，远的十几华里，我们每天要检诊四个村，往返四五十华里。炎热的天气像是在下火，不要说在烈日的直射下走几十里山路，就是坐在树荫下也要大汗淋漓。可我们顾不了这些，拼着命也要完成任务。

其实，最令我们受不了的当属那套严密的防疫服装。按照队部的规定，在疫区运作时必须穿着防疫服、防疫裤、防疫布袜、高腰胶靴，有了疫情时还要戴防疫帽、口罩和眼镜。

我俩颇有点“慎独”精神，尽管只有两个人，却也要严格遵守、认真执行，一点也不马虎。每天出发前，刚刚武装起来，汗水就开始外流。工作一天走回住处时，汗水不仅溻透了衣裤，还流进了靴筒。在外面工作，无论怎么饥饿、怎么口渴也不吃老乡的一口饭、不喝一口水。当时因汗水流得过多补不上液体，机体严重脱水已成了对我们健康的主要威胁。我俩每天都要全副武装地走几十里路、串走200多户人家，检诊600~700人。预防接种时每天要注射200~300人。天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真是“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哪！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我们自带粮食，自己动手做饭，每天吃两顿彻底的“自助餐”。每次做饭时都要往饭里掺些谷糠或野菜，省出点粮食给最贫困的群众。日常生活我俩轮流值勤。值勤人负责做饭、挑水、打扫卫生。不值勤的人在做饭时负责往灶坑里添柴禾并朗读已经过了期的报纸。这就算是我们的学习了。饭做好了，我们的学习也就结束了。

我俩虽然不休星期天，但像在学校时一样，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要开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生活会开得郑重其事、严肃认真，提出的意见也很尖锐，从不马虎。有时有意见分歧，争个面红耳赤，但从不影响感情。

当时，我俩还有项天天汇报的制度。每天工作归来，不论多么疲劳都要在油灯下整理资料，然后做工作汇报，研究明天的行动计划。搞完这些工作也就深夜了，躺在炕上立即鼾声大作，乏得像个死猪。可是第二天早晨仍然按时起床，给房东挑水、扫院子，给自己做饭，从不误事。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的“文娱晚会”。

星期六这一天，不管白天怎么劳累，晚饭后一定要搞点文娱活动。形式非常简单：我俩坐在没有窗子的窗台上，脸冲着院子放开嗓子唱歌。东北防疫队实际上是个业余的文艺团体。唱歌、演剧、扭秧歌样样不错。我俩虽然都不擅长文艺，但在这个集体的熏染下也能唱上百十首革命歌曲。因此，每到周六晚上，我俩的独唱、对唱、二重唱就唱个没完。村内的群众也摸准了规律，每到这一天的晚上都挤到我们的院子里听我们唱歌。我们的歌声竟给当地群众带来一种艺术享受。因此，我们的疲劳顿消，精神也非常愉快。

涉险，强渡激流

八月上旬，这一片儿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我们转移到下洼镇，住进了区政府。

这时，鼠疫已接近流行季节，各项预防措施都需要抓紧落实。我俩都有些急躁，很怕无情的鼠疫突然冒了出来，因此，更加没日没夜拼着命地苦干。

经过一番紧张地突击，给下洼镇及周围各村都做了预防接种，只剩下河北一个叫台吉营子的村还没注射。

一天晚饭后，我同曲连发商量：为了尽快地给台吉营子村的群众注射，今晚咱俩是不是过河去找村长开个群众大会？这样就可以动员群众明早别下地，等着打针。弄好了明天一天我们就完成任务量了。他也同意我的意见。

尽管我们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了，但一想到需要突击完成任务，又精神抖擞起来，穿上防疫装（这次例外的没穿大胶靴）立即出发了。

区政府的后身有一条小河，当地称为叫来河，台吉营子就离这条小河十几里路。黄昏时分，我们走到河边，挽起裤腿涉水而过。清澈的河水只到小腿肚那么深，我俩说说笑笑地就过去了。环视周围，群山环抱、翠林多姿、溪水潺潺、晚霞映彩，景色着实可爱，一天的疲劳顿时全消。

这天晚上，我们的工作非常顺利。村长也找到了，群众大会也开了。热情的群众听了我们的卫生宣传后满口应承：“明天不下地了，只等着你们来打针。”一切安置停当，天已黑了下来。我俩向通往河边的土路走去，准备过河返回区政府。

我们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由于小河的上游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起来。当我们走到离河尚有二三里路的时候，就听见有隆隆震耳的声音。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山洪下来了，只以为是个什么奇怪的东西，直想循声看个究竟。

这时，迎面来了一位老农民。他问我们：“小同志，这是上哪去呀？”曲连发回答说：“过河，回区上去！”老人略带惊奇地说：“你们不是这区上的人吧？不行了，这河不能过，山洪下来了，快跟我回去吧！”当时，我们还没领教过山洪的利害，对这位老人的话没放在心上，执意要过河。老人再三地劝阻也没改变了我俩的决心。最后这位好心的老农民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实在要过，那就去看看吧。若过不了就回来。我就在后边那营子的东头住。你们去找我先住下，明天再过。”看到老乡这付诚恳的样子我们很受感动，连声向他表示感谢。

我俩继续向河边走去。走到河边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我们来时只是几十米宽，挽挽裤腿就能过来的小河，如今河水满溢、奔腾咆哮，借着星光向前看，白亮亮的一片望不到边。这才理解了那位老农的善意。

我俩可真的为难了。过河吧，太危险；不过吧，老乡们明天在等着我们，我们不应失信于民。

我俩在河边徘徊着，脑子里在掂量着两者的利害。我俩大脑中的兴奋灶都在群众利益上，总觉得明天还有数百名群众在等待我们用防疫技术来保护生命，此时我们不应该退却。

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冒险过河去取器材！

决心是下了，可怎么过呢？我问曲连发：“你会游泳吗？”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你呢？”我说：“我是松花江边长大的，哪能不会游泳呢！”其实，我俩谁都不会游泳，说的都不是真话。可在当时作这种回答却起了互相壮胆的作用。

为了避免葬身鱼腹，我俩仔细研究了一套应急措施。第一，脱掉衣服以减少阻力。把衣服、鞋袜捆好系到头上；第二，两人抱在一起，使两腿人变成四腿人，增加在水中的稳定性。我在前头，曲连发在后边搂住我的腰，任凭水急浪大，我们总能保持有一两只脚着地；第三，顺着溜子向斜前方走，不走横断面，避免侧倒。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就迈向了激流。只走了两步，河水就没到胸口，再走两步河水就没肩了。滚滚的激流把我们冲向河心。这时，即使想回岸也不可能了。汹涌的洪流一次次的把我俩抛起来使脚踏不到河底，幸喜我俩抱在一起，很快就有一两只脚落了下来才没被冲倒。河中的杂物较多，乱草经常缠住我们的腿，被激流冲起来的石头打得两腿生疼。主流激浪的冲击力极大，把我们冲得像赛百米那样向下游迅跑着。系在我们头上的衣服早已被狂浪冲走，穿在身上唯一能遮羞的裤衩，不知何时也被洪水撕破而无影无踪了。只剩我们两个赤条条的身体在凶涛怒浪中挣扎着。

我俩的精神虽然高度紧张，但没有惊慌失措。我们互相鼓励着，协调地配合着，用勇气和信念作精神支柱拼命地同激流搏击。

汹涌的洪峰把我们冲出老远老远。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把我俩冲到一块浅地。借着星光向周围看看，我们已经闯过了主流，再渡三分之一就可以到彼岸了。本来已经筋疲力尽、懵懂转向的我们，看到这种情势不由得精神大振。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再次投入波涛向斜前方前进。

一踏上岸土，我俩就把疲惫的躯体掷向草地。躺在地上休息了很久不愿起身，疲倦和后怕同时袭击着我们。直到恢复得有兴趣说话时，曲连发才冒出一句调侃的话：“闹了半天马克思不要咱们哪！”我也哈哈地笑了起来。

我们在河边辨清了方向，沿着河岸逆流而上去寻找通往区政府的小路。等我们找到区政府时已是翌晨的两三点钟了。

我用力地去敲区政府的大门。正巧，那天夜里值班的是区委书记。当他打开大门一看是我们这两个光着身子的泥人时，不由得大吃一惊。问明原委后，区委书记当即对我们进行了批评。他说：“连我们当地人都从来不在发洪水时过河，你们怎么这么大胆？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向你们领导交待？”说罢，把我们让进院内给我们打了两大盆水让我们洗澡。他又亲自到伙房给我们炒了小米饭还打上了两个鸡蛋让我们趁热吃。

我们身上很冷，但心里感到暖烘烘的。

这顿饭真香。也许是真的饿了，也许是长期没见过荤，半年多来第一次尝到鸡蛋的缘故。我们一边在饕餮般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聆听着区委书记慈祥、诚恳的批评。当他得知天亮之后我们还要过河去给台吉营子注射，他火了。态度严厉地说：“不行！你们要好好睡觉，哪也不准去。你们到我这来了，就得服从我们领导！”我告诉他已和群众约好了，大家还在等着我们，他说：“傻小鬼，你们可以晚去一天嘛！天亮时我派人去送信，让群众下地干活不就完了吗？你们现在的任务是好好睡觉！”我们只好服从了。

在我们完成台吉营子预防接种的第二天，发现距下洼15华里的小格昭村发生了痢疾，一个3岁的男孩还因此死亡。我们的主要任务虽然是防鼠疫，但对这同样威胁人民生命的疫病不能不管，于是又搬到小格昭村去组织群众防治痢疾、抢救重患。

牺牲，青春无悔

一天傍晚，我和曲连发刚刚回到住处正在忙着做晚饭，忽听街上响起了马蹄声。不一会儿，一个矫健的身影闯进了我们的屋内。一看，原来是队部的通讯员小李子。

小李子是山东人，别看年龄不大却是个老八路。平时不爱多说话，今天来了依然保持他那沉默寡言的风格。进门后只说了声：“给你们送信来了！”掏出信来，扭身就到后山遛马去了。

我和曲连发打开信一看是指导员郭若彦写来的。指导员的字写得非常流畅，但不大好认，再加上信被小李子的汗水浸湿，我俩端详了半天念不成句。忽然，我在信中看到有“孙莉”二字。细细辨认，下边是“被洪水冲倒而牺牲”，我俩不禁大吃一惊。下边的内容已无心再看，悲伤拥塞了心头。

据小李子说，孙莉与应嘉祥过新惠东门外的孟可河去奎龙宝合村工作。出发前队部通知，当天必须于下午三点前返回，听旗委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可下午三时往回来时，正逢河水暴涨。孙莉为了按时赶上开会，未顾及山洪的凶猛，率先迈向激流。只走了两步，就被凶涛恶浪冲倒。应嘉祥还未及下河，孙莉已被波浪卷走。在家的队员们闻讯立即顺流寻找，不见踪影。大家连夜踏了30多里路，才在下游岸边的泥沙中找到了孙莉的遗体。两天后，旗委组织了全旗追悼大会，四乡群众拥往新惠频频祭吊。孙莉同志被旗委、旗政府确定为革命烈士，葬于城北的山坡上。

听了这个确切无误的消息，我俩哭了。死神索命时，我俩不曾掉泪，可听到战友牺牲的消息，我俩竟抱头恸哭起来。

孙莉是多么好的同学呀！她朴实、刚强、纯洁、善良，工作一向认真负责、埋头苦干。想不到为了防治鼠疫，竟在热河的洪峰中献出了她蓓蕾般的青春和年仅十九岁的生命。她盼望着新的共和国诞生，曾与我争论过未来共和国的名称，然而，还没等到共和国降临她竟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想到这些，越发令人悲痛！

哭罢，我们又仔细地阅读了一遍指导员的信。信的中心思想是嘱咐我们千万注意安全。工作时不要只凭一时的热情、不顾恶劣的环境盲目行事……。

这时我俩才意识到强行夜渡叫来河的行为确实有些鲁莽。算了算，孙莉牺牲的时间与我俩夜渡叫来河是同一天。只是因为她那边可能是同一条河的上游，所以发生事故比我们早了七八个小时。领导很担心我们的安危，提醒我们注意安全，但他们哪里知道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与死神的搏斗！

此时，我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应嘉祥原本是和我编在一组的，我俩天天过河去奎龙宝合村一带工作。只因我来了下洼，才由孙莉顶替了我。如果我不来下洼，过河遇难的人当不是孙莉而是我啦！遇到那种情况，我也会和孙莉一样：只能执行命令，不会顾及险情。到那时，因应嘉祥是个女同学，我不能和她抱在一起过河；我单人投向激流，岂不与孙莉一样必死无疑？呀！这不是孙莉替我牺牲了吗？

我复杂的心情在不断翻滚着。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提前完成了各项工作指标，下洼区没发生疫情。我俩的合作表现多次受到群众的称赞和区政府的表扬。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据此，由曲连发执笔连夜向队部写了份汇报，交给小李子带回。

一周后，徐英赶着大车来接我们。

回到敖汉旗的队部时已经是深夜了。队长、指导员还没入睡，他们在等待着我们。其他同志虽已进入梦乡，但听到嘈杂声知道是我们回来了，也都立即起身出来迎接我们，帮我们搬卸东西。同志们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终于胜利地回来了！”

第二天上午，队长、指导员听取了我们的正式汇报。当汇报到叫来河遇险时，指导员沉重地说：“这事太危险了，幸亏马克思不要你们，不然后果不堪设想。责任首先在我，出发前我没有特别嘱咐你们。好在你们用勇敢和智慧战胜了死神……”

我俩对领导的自责，感到过意不去。

事情已经过去快七十年了，如今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若干年前同曲连发再相聚，谈起这段经历时，我俩仍然为当年那种不怕苦、不怕死、勇敢执着、为了理想和信念不屈不挠的劲头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