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首席小提琴去世，一生感念第二故乡哈尔滨

德国当地时间3月21日，柏林爱乐乐团前首席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在柏林逝世，享年91周岁。

斯特恩的职业生涯可谓非常辉煌，他于50年代进入以色列爱乐乐团，与著名音乐家祖斌·梅塔、海菲兹、梅纽因、鲁宾斯坦等人合作。60年他进入柏林爱乐乐团，后成为乐团首席小提琴，与蜚声全球的指挥家卡拉扬长期共事。1993年，他被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绩勋章。

柏林爱乐乐团管弦乐队董事会主席亚历山大·巴德尔说：“赫尔穆特·斯特恩是卡拉扬时代的一位杰出音乐家，在每一个方面都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在经历了犹太人受到迫害和大屠杀后返回德国，并成为我们管弦乐队的成员，他树立了和解和宽恕的独特榜样。 考虑到这一点，他还在1990年作为管弦乐队主席发起了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次以色列之旅。 此外，在音乐会舞台上，赫尔穆特·斯特恩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管弦乐队，并特别致力于其民主自决。 退休后，他依然和我们很亲密。 我们哀悼一位朋友、伟大的同事和重要的当代证人的去世。”

斯特恩去世的消息传来，万里之外的哈尔滨朋友圈亮起了刷屏的蜡烛。对于哈尔滨人来说，他们所怀念的，不仅仅是一位技艺超群的音乐大师，也是一位情谊深厚的老乡。

天才少年，乱世中走向哈尔滨

斯特恩是犹太人，1928年出生于柏林的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声乐教师，母亲是钢琴家。所以小斯特恩的音乐天赋毫无悬念，5岁，母亲开始教他钢琴。9岁，作为学校里最有天赋的孩子，他获得了一把小提琴的奖励，它来自一位慈善人士的捐助。希特勒上台后，犹太人开始遭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斯特恩一家从1933年就开始争取逃亡，斯特恩看见父母每天都在向世界各地寄信，可是只有中国给了他们回音。

1938年，母亲收到一份做钢琴教师的邀请，虽然只是一纸空文，可是以此为契机，一家三口总算逃离了纳粹的魔掌，他们先是去了上海。斯特恩依旧坚持每天练琴，这个聪明乖巧的小孩让一位犹太富翁很是喜欢，想收养他，斯特恩的父亲毫不犹豫的拒绝了这个“建议”。然后，他们来到了哈尔滨。

斯特恩一家最初的住所是在上游街41号院一座木结构的小楼上。当时，哈尔滨的犹太人不是医生就是商人，都很富裕，相比之下，吃艺术饭的斯特恩一家很拮据。起初，他们一日三餐都要靠犹太同胞的救济，直到父母先后找到了教师的工作。斯特恩从小就知道赚钱补贴家用，经常去酒吧、夜总会和旅馆演奏，也去婚礼助兴。

哈尔滨完全没有埋没斯特恩的音乐天赋，反而给了他一个很高的音乐平台：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应接不暇的世界水准音乐会，高起点的小提琴老师特拉赫坚别尔格——原圣彼得堡玛丽金斯基剧院的首席小提琴。他与著名的演奏家海菲茨师出同门，而海菲茨是斯特恩偶像。

14岁那年，斯特恩就开了他的第一场音乐会，站在台上，小小少年双腿打颤，演奏的却都是同龄人望尘莫及的高难度曲目。虽然收到了掌声和赞美，可斯特恩依然为自己的怯场而羞愧，特拉赫坚别尔格风趣的安慰他：“别只想到台下的观众在法官一般的审视你，你也可以试着认为他们全都赤裸裸的坐在那里！这样想，你就不害怕了。”也是追随老师，斯特恩加盟了当时的哈尔滨交响乐团和哈尔滨音乐学院。

特拉赫坚别尔格非常看好斯特恩的天赋，一心按照大艺术家的理想培养他。以至于1945年前后，斯特恩为生活所迫去饭店、咖啡厅甚至妓院做钢琴伴奏时，特拉赫坚别尔格失望到生气，从此拒绝为斯特恩上课。

从10岁到21岁，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斯特恩在哈尔滨度过。1948年，斯特恩随家人离开哈尔滨，然后辗转于以色列、美国，1961年，他被柏林爱乐乐团录取。1986年，他成为这家世界顶尖乐团的首席小提琴直至退休。

犹太人的感恩，携艺术大礼连续四年回哈

1979年，中国重新向世界敞开大门，斯特恩得知自己即将有机会随乐团访华，演出地点是北京，而他却把目光锁定了哈尔滨，他向大使馆求情，希望可以顺道回“老家”看看。

在北京，斯特恩见到了曾经的哈尔滨同窗——中央乐团小提琴手杨慕云。演出结束后，斯特恩带着两位队友来到哈尔滨，受到了家乡人热情洋溢的接待。带着凉意的11月的空气、熟悉的土坯房、略带东北味的普通话…….此情此景是如此久违，如此亲切。

斯特恩哈尔滨之行的第一站是曾经的几个住处：上游街41号院、中国三道街（现西三道街）原13号三楼、兆麟街69号，曲线街81号院。老房子里已住着另外一家人，浴室和厨房正在改造，他自己的那间小屋已成了鸡窝，曾经的童年如昨天一般清晰，当他意外的看到母亲从柏林带来的窗帘残留一角时，再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儿时常去的马迭尔饭店，已经看不见那么多金发碧眼的欧洲人，而多年以前，这里是宴请重要客人的地方。斯特恩把还留在哈尔滨的老朋友都请到马迭尔叙旧。

在歌剧院，斯特恩看见哈尔滨的同行工作条件很简陋：乐器缺少零件，没有乐谱，甚至没法复印，没有一架半完好的钢琴。他一方面鼓励大家：“朋友们手中的乐器很差，用这样的乐器来演奏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们要加倍夸奖朋友们的演奏。如果没有很好的乐器，就是我们自己也不会演奏得很好。”一方面默默记下了这一切。

老同学范圣宽请斯特恩听听自己儿子的拉琴，斯特恩发现，这个17岁的少年很有才能，技巧也很熟练，但是经历了长期封闭的中国音乐事业出现了某种阻碍。

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是懂感恩的。这座城市曾让他们一家实现了“活下去”的愿望，他在这里的老会堂完成了一个犹太男孩的“坚信礼”（成人礼），他在这里经历了刻骨铭心恶初恋，完成了一个艺术家最初的艺术启蒙和生活沉淀。如今，第二故乡百废待兴，这里缺什么，他就给什么。

1980年7月“哈夏举办”之际，斯特恩又回来了，带着他费心筹集的一架钢琴、乐队备品和三套完整的小提琴制作设备和奖学金、满满几箱子的乐谱，还有他对“老家”开诚布公的建议，我省著名音乐家刘克纪回忆说：“在一次酒会上，他在致辞中说：‘看到哈尔滨的变化很大，非常高兴。但是如果到处是宾馆、酒店、银行，而见不到博物馆、音乐厅，那仍然是贫穷，是文化的贫穷。’”

在哈尔滨演讲时，斯特恩的翻译遇到了点难题：现场的德语翻译不熟悉音乐术语。好在自小游历世界的斯特恩可以自如的进行六门语言的切换：德语、英语、希伯来语、俄语、汉语、日语，也许是想到了童年时那个“俄语”语境的哈尔滨，于是斯特恩突然起身用俄语问道：“你们中谁会俄语？”时任乐团常任指挥刘克纪自告奋勇走到他身边，担当起翻译重任。斯特恩对刘克纪的俄语水平和音乐学识非常认可，此后再来哈尔滨，他都点名请刘克纪来翻译。“他不止一次的说：‘我是哈尔滨人！’我一共回来多少次我说不准，但是我见过的他在哈尔滨最晚的照片，是1995年。”刘克纪说。
第二次故乡行，斯特恩更加坚定了此前的决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要不遗余力介绍有才华的中国年轻人去欧洲学习。饶岚、施岩、范维汉、张瑛、于静……这些如今饮誉国内外乐坛的中国名字，都是因为得到了斯特恩的提携和引荐，而实现了艺术上的一飞冲天。

只因斯特恩“多看了他一眼”，中国诞生首位钢琴制造大师

1982年，手风琴演奏员施岩专心致志为钢琴调音的画面，给第四次回哈的斯特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随即向省歌舞剧院提出：要带这个年轻人去德国学习钢琴制造。

多年以后，已经是中国首位世界级钢琴制造大师的施岩在接受采访时，多次讲述这段奇遇：两人没有单独说过一句话，当时的施岩也从未接触过钢琴制造，斯特恩就认准了他，并且不许换人。事实证明，斯特恩的眼光就是这么毒辣，两年后，施岩成为德国厂方认可的第一名中国学徒。又过了几年，评委用史无前例的“完美”评语，宣布了中国第一位世界级钢琴制造大师的诞生，施岩从德国副总理手中接过证书，于1998年回到中国，成为德国施坦威钢琴公司质量总检验官、亚洲代表，从此，来华演出的世界顶尖钢琴家，鲜有抱怨钢琴质量问题。

对于这位恩人，施岩已经很难仅仅用“感谢”来表达情意。当年初到德国，斯特恩就邀请他来家里做客：“你是我故乡来的人，我和太太一定亲自下厨，吃住你都不用管。”因为平时学习忙，再加上东西德尚未统一，直到公司假期，施岩才抽出空来从汉堡来到柏林，在斯特恩的安排下，施岩住进法学教授王文田的家中，也结识了柏林大学的经济学家、张大千的外甥喻忠烈，原来在德国，斯特恩有个“华人朋友圈”。家宴开始之前，斯特恩特别自豪的将施岩介绍给自己在柏林爱乐的同事：“这是我故乡来的人。”担任类似“工会主席”角色的斯特恩在乐团挺有话语权，也保持着“哈尔滨人”的耿直性格，施岩回忆说：“他跟我说，趁饭还没做好，我和同事们先开个会。我们正在跟卡拉扬斗呢，他想让一个女单簧管加入，我们几个首席都不同意。”这件事在当时的世界乐坛都很轰动，因为交响乐团里很少有女单簧管演奏员。

也是在斯特恩的引荐下，施岩获得了进入柏林爱乐观摩学习的机会，在角落里偷艺的日子，他结识了后来的大指挥家汤沐海。“就在我即将回汉堡的那天，斯特恩联系王文田，说希望我能晚走一天，因为当晚柏林 广场有很好看的焰火表演，他为我搞到了票，很贵的票，很难得的机会，我于是改签了火车票，和王文田挤到广场去看焰火，哇，那真是终生难忘的演出，太美了。”

2003年斯特恩的自传《弦裂》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斯特恩多次到德国各地巡回演讲。他以音乐家的另类笔触，描绘了一幅时空纵横、生动恢弘的“全球浮世绘”，也让世界认识了他的第二故乡哈尔滨，其价值远远超越音乐本身，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卡奈蒂的高度赞赏和约见。

这些年，斯特恩一直很忙，所以施岩选择将敬重和感激放在心里，能不打扰他就不去打扰他。“王文田教授曾告诉我，他们在街头偶遇的时候，斯特恩还提起我，说知道我做了大师，他说简直太不容易了，特别为我高兴，为我这个老乡自豪。”

如今故人已去，而施岩正好因为疫情滞留德国。“我正准备联系柏林的朋友，争取参加他的追悼会，不过现在德国对疫情控制得很严，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施岩说，斯特恩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古典音乐的严谨逻辑。“在他家时，他曾向我打开钢琴，说你在施坦威学习，而我这个钢琴叫贝森朵夫，也是很好的品牌，而且与我们弦乐的声音更贴合。”后来，施岩成了贝森朵夫的中国总代理，并一直致力于中国的钢琴制造技工教育的推广，在多所音乐院校担任客座教授。作为目前中国唯一的世界钢琴制造大师，施岩希望自己的这份“殊荣”能早点结束。

一个犹太艺术家与一座中国城市的关系，正在以一种一脉相承的姿势被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