扑灭鼠疫
自清外务部委派的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到哈尔滨后，并以陆军围守傅家甸，严格断绝交通，东三省总督锡良要求地方人员，协力配合伍医官以图扑灭鼠疫。
1911年2月以来，疫情衰减，染疫各地区，数日偶有发现，渐起渐灭。2月17日，锡良请北京军机处向皇帝代奏中，称：“哈尔滨业已渐杀，长春、呼兰亦稍轻减，三省各省城日毙数人至二三十人，未甚剧烈。”2月20日,清朝摄政王载沣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现在哈尔滨等处,成效渐著,日见轻减,著民政部、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督抚,督令各属赶速清理,务期及早扑灭,勿稍玩延。”在清朝中央和东三省地方政府的严厉督促下，伍连德在傅家甸倡导的防疫法作为范本，在东北、河北及山东等防疫地区加以推广。
哈尔滨鼠疫最为严重，死亡人数最多，“故哈埠疫势炽，三省疫势皆随之而炽，哈埠疫势衰，三省疫势亦随之而衰”。 1911年3月1日夜0时,肆虐近四个月的大鼠疫，死亡人数为零。随后几天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亡人数骤减，3月9日，东三省死于鼠疫者：零。
1911 年 4 月 24 日，东三省总督锡良等电奏陈明：“三省疫已肃清，并拟宣布中外周知”。进入四五月份，鼠疫在东北全境销声匿迹。
惨烈代价
鼠疫源自俄国边境小镇达乌里亚，1910年10月23日，满洲里出现第一例鼠疫病人，随即从满洲里开始，疫灾沿中东铁路线一传海拉尔，再传至齐齐哈尔，三传而趋重于哈尔滨，哈尔滨为三省交通枢纽，为疫情的重心点，俄国境内回国及东北北部南下的工人，都荟聚于此。疫情迅速蔓延到整个东北地区，并且向关内发展，波及到直隶、京畿、山东等地。。鼠疫传播迅速，而当时亦无有效办法治愈，所以“一经蔓延，便无从灭减，染及一城则一城墟，染及全国则全国烬”。
哈尔滨居当时吉林全省最北，为东三省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故吉省疫祸酷于三省，而吉省北部疫祸尤酷于全省”。东三省鼠疫蔓延66州县，死亡人数总计达到43972人。当然，这只是得到确认的数字，实际约有近六万中国人罹难。
肺鼠疫过后，1911 年5月，距离大清帝国覆灭尚有半年，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总结本次鼠疫经验、教训。
一、总医官负责制，官员为辅
疫起之初，由于清政府反应堪称迟钝，加之受当时医疗水平限制，鼠疫蔓延成灾。至1910年11月中旬，傅家店的地方官也与中俄医师进行会谈，决定在哈尔滨采取防疫措施。
东三省总督锡良担心哈尔滨的鼠疫防治工作倘若失败，恐怕会波及奉天、关内乃至京师，对人民的生命构成重大威胁，故从奉天医院派出两名医师到哈尔滨支援防疫事业。但委派的医师都没有很好的找到鼠疫防治办法，同哈尔滨地方配合不佳。此时，受清外务部委派指导东北鼠疫防治的伍连德来到哈尔滨。
当时控制疫情的繁琐和列强的诘难使清政府焦头烂额，不胜其烦。1910年12月31日，外务部致电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黑两省巡抚，称：“伍医生明于医理，一切应办事宜自应授予全权，并由地方官绅协力辅助。”在名义上授予伍连德指挥防疫的权力。
由于地方和医生配合不力，各国医生意见不一，难以协调防疫工作。最终令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震怒，决定大力整顿人事，调整机构，时任吉林西北路道的于驷兴，吉林西南路道李澍恩等官员, 皆因防疫不力而被撤职。1911年2月20日,摄政王载沣发布上谕,用一种责备地口吻称:”东三省时疫流行，地方官防范不密，以致蔓延关内，直隶，山东两省，先后传染，日毙多人，朝廷殊深悯侧。”
东三省总督锡良和吉林巡抚陈昭常，严厉督促地方官员，防疫以总医官为主，官员为辅，各地官员在防疫方面无指挥权，可有权限参议，总医官做出决策，官员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此时，大清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在人力、权限和经费等方面，可以不受约束的推行自己的防疫方针和路线。伍连德等人制订章程和规则，明确官员和医官的职权。经过使之有效的大力整顿，东三省防疫工作的景象大有改观，最终扑灭肺鼠疫。
二、迷信、习惯以及忌医
韩国的新冠肺炎危机，韩国牧师全光勋称“在室外根本就不会被感染是事实”，“得病死了也没关系，我们的目的就是死”，并高呼“哈利路亚”
在一百年前伍连德的防疫团队，同样遇到了来自缺乏科学常识的西方传教士对防疫工作造成障碍。傅家甸一座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声称，只要信仰虔诚无需惧怕鼠疫。在神父染病身亡后，防疫局及时采取防疫措施，挽救了剩下几十人的性命。
东三省习俗，迷信多来自宗教，有喇嘛红教、回教及耶稣、天主教。然而各种宗教势力薄弱，还不能影响到防疫工作。对防疫影响最大的是普通民众迷信天命、鬼神之说。把鼠疫看成是天祸，生死有命。他们迷信鬼神之结果，有求仙方医治者、有持斋祷祀，坐以待愈者，盖以为有神护我，无须此也。所以，听之任之，对防疫工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地方官对这种想法也“不免姑息因循，对于防疫事宜不能严厉进行，迨至疫事蔓延，一泻千里，贻祸生民。”
防疫期间，不但普通病人忌讳看医生，感染鼠疫者更惧怕就医。惟忌医有两种：一为绝对的忌医，此类人平时有病即少看医生，疫病期间，看到强制诊治及隔离者无生还者，于是“初犹仅忌西医也，后并中医而忌之”；二为相对的忌医，此类人忌西医不忌中医，中药味他们所熟悉，西药又不认识。看西医时候多听到疫病不可治，而中医自翊能治好疫病。病人看西医无生还，中医则报告治愈者不少，其实治疗好的，有的不是鼠疫。
三、乡土与伦理观念
东北的劳工，以山东人为主,河北人居次，临近春节，很多人开始准备回老家。在鼠疫流行早期，适逢冬季，哈尔滨的大部分居民惊恐万状，通过各种交通方式甚至步行，争相逃离。急于回乡过年的劳工又不自觉地成为鼠疫的传播者，加速了鼠疫的蔓延。东清、南满铁路未断交通为传播主线，鼠疫从铁路沿线城市传播到农村，则主要是与山东籍外出务工的人员返乡，人口移动造成的。
中国方面因为担心肺鼠疫蔓延到关内，特别是北京；日俄在东北地区也有既得利益；山东的德国、长江流域的英美都担心鼠疫蔓延损害他们的利益。日俄开始在东北的各主要交通线严加防范。日本的南满铁路，于1月14日全线停驶。几天后，中东铁路，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然而，满铁实施的拒绝中国人乘车的举措，反而导致山东苦力，们徒步赶路，结果，肺鼠疫从铁路沿线开始向内陆扩展，沿途可以见到很多苦力的尸体。东北南满铁路沿线个别地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情绪蔓延。
1911年2月17日，锡良奏报三省疫死人数并防卫困难情形电，称：“我国无防疫之法，商民狃于习惯，对官府之禁阻交通，则以为虐政，每遇实行隔离消毒，百计抵制，谣诼繁兴，甚至疫毙之尸，藏匿不报，以致蔓延未已，传染甚烈。”在这样的情况下，锡良建议清政府动用军队阻止山东苦力越过长城的决定。而“这些可怜的人们都遭遇了守护通道的部队，他们身无分文，只能待在瘟疫肆虐的乡下。”然而这些都是不得已而为的行为。
杜绝传染的办法唯有两种：1.隔离；2、消毒。此两种办法并不适合清末社会上的心理，民众反对强烈。中国家庭以团聚一堂，其乐融融，而生离死别，尤视为最苦。把病人隔离，亲人不能伺候，不能探望，有骨肉分离之痛。我国看重保护尸体，入土为安，火葬消毒绝对不能接受。鼠疫死亡者的尸体应该速殓，悲痛的家人按照传统习俗，多择期殡殓；疫毙尸棺，应该速葬，而丧家多停棺不葬，贫困人家停放三日或七日，而富裕人家则停至经年。棺木埋葬掘土又浅且不消毒。还有一些疫死者家属坚信“近来土王用事，不肯及时掩埋”。
部分民众落后的观念对防疫工作造成极大的障碍。据当时报告说：“三省风气初开，民智幼稚，……至于种种消毒法，非所习见，尤不免相率疑惧，梗阻横生。”
四、生活的状况与卫生习惯
东北大多数民众没有卫生知识，华工寄宿的客栈，一般条件简陋，导致感染惨烈，往往店主和客人同殉，变为废墟，如哈尔滨傅家甸，奉天附近火车站都是此类情况。
鼠疫感染，经过呼吸、痰液、衣服、器物等途径，东三省患病者多是一般劳动者，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奔波，容易接触到鼠疫患者，至于社会上层患者寥寥无几。劳动者多从事特殊行业，“所谓特殊营业者，均具有一种容易感染之性质，若妓寮，若剧场，若饮食肆，若旧货商，若澡塘、理发店及其他不洁营业，大半居止湫隘，人类杂稠，能免感染者实鲜”。
当时东北肺鼠疫患者的职业分布情况的调查，一般劳动者占百分之八九十，而苦力为多数。一般民众所穿衣服数月不洗，衣服脏秽，更易糜集毒菌，又习惯堆放潮湿之处，恶气熏人，又不经常在阳光下暴晒。至于饮食，多喜欢吃葱蒜，腥臭所逼，令人掩鼻。腐败鱼肉及病死猪羊牛驴等也甘食不顾。鼠疫病死者的所余的米面蔬菜，不洁食品，亦不抛弃。
东北民居多矮小的房屋，火炕占据室内一半，每炕少者卧三四人，多者五六人，七八人不等，又在一起吃饭。时至冬日，窗纸密糊，不通针孔，空气流通不畅，真是“即无疫疠，亦甚危险”。
五、遏止谣言
在东北鼠疫期间，民间流传出许多谣言，其中流传最广泛的谣言有日本人投毒井中，中俄即将开战，瘟疫蔓延及死亡人数等等。为了禁止谣言，清政府采取了应对措施，保证民众知情权，民政部要求各地方政府自1911年1月16 日起，“京外报告防疫每日奏一次”，同时，民政部还命令各地防疫局将每日的防疫报告“按照呈部式样，逐日缮送各国使馆一份，不得遗忘”。同时，各大报纸还及时公布每天的疫势情况，这个报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染鼠疫死亡的患者，一部分是正常病死者。
最后，鼠疫基本消灭时，由东三省总督锡良公布了这次鼠疫的蔓延地及官方统计的死亡总数。防疫的透明公开，有力地遏止了谣言的传播，稳定了民心。
综上所述，鼠疫给中国带来了一场空前的自然灾难，如果不是伍连德以科学原则推动建立现代防疫体系，死亡数量将会更为巨大。清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及各国联合防疫的行动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里最终扑灭了大鼠疫。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在覆灭前的黑夜，闪耀出一束绚丽的光芒！
参考资料：（清）张元奇等辑《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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