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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5日，杰出的俄罗斯文学史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教授谢苗（西蒙） 阿尔卡季耶维奇 卡尔林斯基以85岁的高龄在自己的家中辞世。
卡尔林斯基教授是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和普希金之前时期戏剧的著名研究者，他是第一位茨维塔耶娃专记的作者，是美国俄罗斯文学的推广者（他关于果戈里、契诃夫和纳博科夫的著作至今仍在广泛传播），他还是俄罗斯同性恋文化史开拓性作品的作者、出色的教师。卡尔林斯基教授是个学识渊博的人，是位思想深刻的、真正的知识分子。
谢苗 阿尔卡季耶维奇从未在俄罗斯生活过，他1924年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938年全家迁到加利福尼亚，从那时开始，人们开始叫他西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林斯基曾在美国军队中服役，后来在柏林和巴黎工作、学习，并且认真地从事过音乐作品的创作，他是阿尔蒂尔 奥涅格（Arthur Honegger，香港译为康涅格，1892－1955，出生在法国的瑞士作曲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黎，为法国六人团成员，其最著名的作品是模仿蒸气车头声音的管弦乐交响乐章“太平洋 231”。–译注）的弟子。1957年返回美国后，在没有受过系统人文教育的情况下，他在格列布 斯特鲁维（1898-1985，文学理论家、记者、翻译、教育家。毕业于彼得堡商业学校，1919年随父前往英国，后毕业于牛津大学。–译注）和罗曼 雅克布逊（1896-1982，俄国和美国语言学家、文艺学家。–译注）的指导下，用了九年的时间从一名大学一年级学生最后成为伯克利俄罗斯文学教授。
学术著作给卡尔林斯基在专业学者当中带来了声誉，他的文章刊登在美国知识阶层中的《The New Yorker》、《The Nation》杂志以及《The New York Times》文学副刊上。卡尔林斯基有着出色的艺术鉴赏力，鲜明的写作风格以及出类拔萃的研究新课题的学术感觉。
他撰写的有关纳博科夫的评论文章吸引了经典作家本人对这位年轻作者的赏识（纳博科夫亲口承认，在读过卡尔林斯基关于他的创作的文章后，纳博科夫“像猫一样呼噜出声儿”）。几年后，他那本富有挑衅性的关于果戈里创作中性欲角色的书惹恼了学术世界，并且受到苏联官方文学艺术家的严厉斥责。
作为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者和与恐同症作战的斗士，卡尔林斯基对俄罗斯文学中的同性恋课题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 （«Out of the Blue: Russia’s Hidden Gay Literature», «The Sexual Labyrinth of Nikolai Gogol»等）。
卡尔林斯基的主要著作是用英语写的，遗憾的是，这些书只有俄语的节选译本。在俄罗斯，对他的态度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是位偶像级的作者，他的作品无疑能在语文学领域及这个领域之外找到崇拜者；而另一方面，他对果戈里的诠释以及同性恋文化史的描述，对一些苏联语文学家来说是腐败的西方反常嗜好的反映，是对俄罗斯精神的诋毁，而且只不过是搞怪。
卡尔林斯基对他的著作在俄罗斯得不到理解也很痛苦（参见1993年他接受斯拉瓦 莫古金的自传性访谈）。然而，近几年在西方和俄罗斯出版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性文化史的权威性著作指明，卡尔林斯基的著述对俄罗斯文化史的新一代研究者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谢苗 阿尔卡季耶维奇在多病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对文学、音乐和学术生活的观察。他筹备着自己书籍新版的出版工作，并且开始写作回忆录。伯克利斯拉夫学学术报告会的与会者们经常回忆起他在会上讨论时睿智、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准确的发言。
卡尔林斯基教授的辞世令人猝不及防：与他有着三十五年亲近关系的朋友皮特 卡尔顿走出家门在花园中摘花，待他回来的时候，卡尔林斯基已经不在人世。
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官方网站上，对于卡尔林斯基的过世这么写道：“如果没有他对早期俄罗斯戏剧、果戈里、契诃夫、柴可夫斯基、佳吉列夫、斯特拉文斯基、纳博科夫、茨维塔耶娃以及俄罗斯移民创作作为一个整体的创新性研究，很难想象现代科学会是什么样子。”
叶夫根尼 别尔施泰因
与卡尔林斯基的文学谈话
雅罗斯拉夫 莫古金
Macrooz 译
“反动在七零年就已经开始了。六九年的时候还有过革命。恰巧，我正是六九年的时候注册的法国史学习班。我记得波兰裔的卡尔林斯基教授，头发剃得光光的，在跟我们讲罗伯斯庇尔。这时候学校革委会的成员走进教室，冲着我们大喊大叫，把我们大家叫作反革命。‘你们为什么不服从校革委会罢课的命令？’一个穿着皮夹克的少年用威胁的口吻冲着卡尔林斯基说。‘年轻人，’卡尔林斯基也开始大喊起来。‘我恰好是在做革命宣传。坐到教室的座位上去！听一听法国革命事件和伟大的革命者马克西米连 罗伯斯庇尔的遭遇，这对您和你们的委员会都有好处！’”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西蒙 卡尔林斯基教授（谢苗 阿尔卡季耶维奇）是爱德华 利莫诺夫（1943－2020，原名爱德华 韦尼阿米诺维奇 萨文科，俄罗斯作家、诗人和持不同政见者。1974年离开苏联，1991年回到俄罗斯并组建国家布尔什维克党，后该党被取缔。利莫诺夫强烈反对新自由主义，他2001年遭逮捕。2014年乌克兰亲俄骚乱后，他曾支持普京的政策。–译注）的小说《当代英雄之死》的原型之一，他从来没研究过法国革命史。他是美国最重要的斯拉夫学学者，西方最权威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之一，第一位研究我们文化的同性恋传统的学者，而且在这一领域有很多成果，他还是有关果戈里、茨维塔耶娃、契诃夫、纳博科夫以及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俄罗斯戏剧的专著的著作者，也是最权威的文学艺术出版物上大量文章的作者，是1922-1972年俄罗斯移民文学诗歌选粹的编纂者。
在自己的69岁年纪，他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精明强干而且十分健谈。他与人交往的风格能立刻吸引住对方。他能轻松地从俄语转到英语，再从英语转回到俄语，他每分钟能讲出十万单词（原文如此，应为“一百个词汇”的笔误。–译注）。英语文艺学行家说，他的风格毫无瑕疵，他的嘲讽能使人羞愧难当，他的幽默令人捧腹，他的结论和发现经常让读者陷入休克、慌张失措。他从前的学生、如今的朋友证实，卡尔林斯基教授不会纵容任何人，他很严厉，但很公正，他好刨根问底，但善待所有人。
我很幸运，谢苗 阿尔卡季耶维奇不久前退休了，他的空闲时间多了起来。我们的交流开始于离圣弗兰西斯科不远的伯克利大学，然后在他的朋友皮特家的晚会上，以及位于圣弗兰西斯科最“蓝”（在俄语中，将同性恋和同性恋者委婉地称为“蓝色的”。–译注）的街区卡斯特罗街（卡斯特罗街在旧金山很出名，它的别名是“世界同性恋之都”。在卡斯特罗街的居民中，同性恋者的比例为41%。–译注）上男女同性恋者权利国际组织的办公室里。窗外传来欢笑的喊叫声，人们正准备着圣瓦伦丁节（在中国也被称为情人节，时间在每年的2月14日，节日起源于基督教。–译注）——所有相爱的人的节日。这之后，我们前往最近的小店铺，为皮特选一张贺卡。卡片上画着一个天使样的男孩，正用弓箭直射人的心脏。是我建议西蒙买这张卡片的。
很多年，卡尔林斯基的名字在俄罗斯只在负面的语境下被提及。他身上被泼了如此之多脏水，似乎任何在他位置上的人都会怒不可遏。可在俄罗斯刚刚出现可能性的时候，他的文章就开始在祖国刊载了。而且首先接受他的不是官方的出版物，而是半合法的“蓝色”报纸《话题》和《风险》，这两份报纸登载了他的几篇优秀的文章。卡尔林斯基的文章唯一一次在苏联正式发表，是在《文学观察》1991年“情色的”11月号上，这篇文章引起很大轰动。这篇访谈，在俄罗斯亦属首次。
1. 哈尔滨，童年。
经常有人问我，我是什么时候离开俄国的。可我从来也没离开过。1904-1906年俄日战争期间，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去了远东，到了哈尔滨。这是个俄国人建起来的城市，到处用俄语，那里既没有革命，也不剥夺财产，更没有“叶若夫大清洗”（所谓叶若夫大清洗，是现代历史研究学的专有名词“大清洗”的民间说法，是指1937-1938年苏联大规模的斯大林政治镇压。这次恐怖运动的成因，在学界至今没有统一的观点。尼古拉 伊万诺维奇 叶若夫，1895－1940年，苏联政治人物，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是斯大林大清洗计划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在苏共十七大，叶若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两年后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检查委员会主席，后受斯大林赏识进入内务部。从1936年到1937年的大清洗运动中，在叶若夫的主持下，内务部逮捕了150万人，并处决了其中的半数。此后，叶若夫在政治运动中失势，于1940年2月4日被处决。–译注）。我的父母在哈尔滨相遇并结婚，我就出生在那里，上的是俄国的俄式学校。后来来了日本人，我们有段时间生活在占领下，可根本就不可怕。差不多从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开始学英语，我有课业辅导老师。我能稍微讲一点儿汉语，但在哈尔滨不用会讲汉语，因为甚至连日本人都不得不学俄语，以便和当地的满洲中国人打交道。
您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父亲是照相锌版的制版技工，他在自己的这个领域算是大专家了，他画过彩色插画。他在叶夫根尼 萨莫伊洛维奇 考夫曼的出版社工作，考夫曼出版过《霞光》和《喉舌》（也音译为《鲁波尔报》。–译注）报、插图文学周刊《边界》还有儿童杂志《小燕子》。我12岁的时候，也给《小燕子》写过文章，记述在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上的旅行。妈妈有家女装沙龙。她是个时装设计师。
也就是说，您成长在一个相当有教养和有文化的家庭当中？
不是，父母没受过任何教育，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预备班之后就不再上学了。哈尔滨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可从十岁开始我就不能去看歌剧或者去听交响乐了。不知道为什么，大人们觉得我应该去看轻歌剧，相当平庸。就是这么奇怪的教育缺陷。父母更喜欢轻歌剧，他们懂这个，知道《卡门》、《托斯卡》，还有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有意大利的歌剧团来哈尔滨演出。他们带来过《弄臣》和《游吟诗人》。我看到了报纸上的广告和信息，就想去看，后来，在我年满11岁的时候，妈妈就禁止我读报纸了。总之，我受的是奇怪的教育。
对您来说，接触俄罗斯文学是从什么开始的？
是从我的一位女老师开始的，她的名字很奇怪，叫伊斯帕 列昂季耶夫娜 马尔达霍维奇。一位俄国的知识妇女，戴着夹鼻眼镜，看得出来，她在俄国是个社会革命党人。在我6岁或者7岁的时候，她开始读《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巨大的、崭新的世界。当然，俄国的学校也给予了很多，尊重文化，对文学的兴趣。我还写过小诗，这对一个俄国文化人来说是无法回避的！后来，在美国，父母和朋友们建议我扔掉对谁都没有用的俄语，可我把它坚守下来了！
哈尔滨有什么样的文学圈子？
多种多样的。在那儿，俄国的新闻出版界规模很大。阿尔谢尼 涅斯梅洛夫、瓦列里 别列列申、拉里萨 安德森，这些深深地吸引了我的当地诗人与我父亲工作的出版社合作。此外，我还读到过对欧洲出版的那些东西的评论。很多人都知道而且喜爱塞壬（亦指古俄罗斯民间神话中的美人鸟，又译作西林。纳博科夫在柏林时，曾以西林为笔名。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1921年1月柏林的俄文日报《Rul’》上。三首诗和一个短篇小说，作者为同一人：弗拉西林。纳博科夫称，他能从字母中看见五颜六色，他说SIRIN中S是一种明亮的蓝，I是金色，R是黑色，N是黄色。这种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天堂鸟长着人的脸，女人的胸部，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妖。神秘的变形，澄明的色彩，是这个名字的含义，也是纳博科夫艺术上的追求。西林的早期诗歌虽然缺乏力度和新意，但大胆的声音与韵脚游戏、敏锐的视觉和出人意料的细节，让纳博科夫的艺术风格初见端倪。–译注）。我的阿姨在图书馆里借了《暗箱》（纳博科夫于一九三二年创作于柏林，在巴黎、柏林两地出版，后于六十年代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一九三八年纳博科夫对这部作品做了大幅修改并重译后在纽约出版，更名为《黑暗中的笑声》。小说仿效二、三十年代电影中盛行的廉价三角恋爱的故事，以电影为主线，引出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译注），她觉得这书很无聊。我就开始看，简直欣喜若狂。也是在那个时期，在哈尔滨的时候，我就在《当代笔记》杂志（巴黎的俄罗斯侨民杂志。–译注）中读到过《天赋》（纳博科夫早年的半自传体代表作，描写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年间，流亡青年费奥多尔 戈杜诺夫-车尔登采夫在柏林的生活，以及其文学天赋的发展。–译注）的几个章节。这是我至今都喜爱的纳博科夫的作品。绝对是天才的小说！
在俄罗斯，现在首次报道俄国法西斯的事，俄国法西斯正是在哈尔滨出现的。就此您都记得些什么？
夏威夷大学约翰 斯蒂芬教授有一本出色的书，里面详细讲述了俄国法西斯主义的现象。的确，俄国法西斯在远东的领导人是康斯坦丁 罗扎耶夫斯基，他受日本占领政权支持。在哈尔滨，我父母去的时候，不论是俄国人、中国人、犹太人，还是鞑靼人，以及所有其他的民族，都能和谐相处。鞑靼人有自己的剧院和清真寺。后来，罗扎耶夫斯基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我们的道路》，给非俄国人泼脏水。十月革命中，他指责犹太人，组织攻击商店店主和演员。比如，他号召不要去钢琴家柳苞芙 阿普捷卡列娃的音乐会。很多人听从了他的鼓动。在那之前，已经有些年轻人开始殴打鞑靼人和犹太人了。所以说，罗扎耶夫斯基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但结局众所周知，苏联军队进入满洲的时候，把他逮捕了，他给斯大林写了悔过信。他写到，他曾觉得自己是希特勒的拥护者和信徒，但实际上他始终是坚定不渝的共产党人，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准备为斯大林工作等等。但还是把他枪毙了。可巧，在美国罗扎耶夫斯基的妻子，改名换姓，开过一家俄国餐馆，开了很长时间。
《我们的道路》上都刊载过谁的文章？
上面没刊载过知识分子阶层的文章。后来才发现，阿尔谢尼 涅斯梅洛夫用尼古拉 多扎罗夫作为笔名在上面发表过作品。美国在没出版涅斯梅洛夫的全集之前，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尼古拉 多扎罗夫是一首描写法西斯英雄格奥尔基 谢苗的法西斯主义长诗的作者，这首史诗讲述法西斯主义者将如何拯救神圣的罗斯：他们高举十字架，将所有犹太人、鞑靼人和其他民族投入烈焰、斩于利剑之下。还有一个非常有天分的少年鲍里斯 尤尔斯基，从别列列申的回忆录中才弄清楚，尤尔斯基是个可卡因瘾君子。他发表过极富天分的小说，人们都认为他会成为大作家。可他在26、7岁的年纪死于滥用毒品。别列列申是这么写的，说尤尔斯基也用笔名在《我们的道路》上发表过作品。大家终究还是不敢用自己的真名实姓在罗扎耶夫斯基那里发表作品。
别列列申的命运如何？
我跟他关系很近，我们通过信。他住在巴西，我和他没见过面，但在这儿出版过他附有评述的史诗《无题》。我不想打扰上了年纪的人，可是，就我记得，他当时和法西斯主义者们关系也很近。他加入过“丘拉耶夫卡”（1926-1934年间附属于哈尔滨基督教青年会的俄国移民文学和文化组织。–译注）。他们为致敬格奥尔基 格列边什科夫（1882-1964，出色的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社会活动家，西伯利亚-阿尔泰出类拔萃的歌手，深谙农民的精神世界。–译注），以他的杰作《丘拉耶夫卡》为自己的组织命名。阿列克谢 阿恰伊尔，老一代令人喜爱的诗人，在自己身边聚集了文学青年，包括别列列申、利利娅 海因德拉娃，是个格鲁吉亚人，后来回国了，还有尼古拉 谢果列夫， 以及模仿巴黎超现实主义诗人鲍里斯 波普拉夫斯基的哈利 萨托夫斯基-勒热夫斯基（他叫格里戈里，但自称哈利）。他们聚会，一起读过格奥尔基 伊万诺夫（1894-1958，俄国诗人、散文家、政论家、翻译、评论家。俄国移民中著名的诗人之一。–译注）在巴黎出版过的所有作品。顺便提一下，不久前我在某本杂志里看到这个年轻的团体“丘拉耶夫卡”见面时的照片。后来，《我们的道路》开始抨击“丘拉耶夫卡”，并且辱骂、诽谤他们，因为他们也接受犹太人入会。[按照惯例，所有这些都属于‘犹太问题’（十九和二十世纪在欧洲社会有关犹太人状况的争论。这场争论离不开其他的民族问题，由关于犹太人在欧洲社会中作为一个少数族裔的公民、权利、民族以及政治地位的讨论构成。–译注）]。别列列申那个时候就疏远了罗扎耶夫斯基。
您那时候和法西斯分子有过什么联系吗？
我当时非常年轻，但立刻就明白了法西斯分子都是什么人，在庆祝一些日本军队的节日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俄式中学的学生，需要和我们学校一起列队行进。当时还有两个方阵——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不列颠-特鲁姆别尔道尔（特鲁姆别尔道尔，俄国犹太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分子、托尔斯泰主义者，未来以色列建国犹太农业公社——基布兹计划的拥护者。他还和弗拉基米尔 杰夫，即热鲍金斯基一起创建了不列颠军队欧洲军团。–译注）”和俄国男、女法西斯分子的方阵。
大概，您在哈尔滨有机会消遣一下毒品？
如果您看过贝托鲁奇讲述满洲最后的皇帝的优秀影片《末代皇帝》的话，里面有非常准确的表现，可卡因、海洛因还有其他毒品在哈尔滨的街上随便卖，药店里，哪里都行。没有任何限制。可伙伴们没这么做，我们喜欢中国的各种美味。城里的第六区是中国区，那里有不可思议的庆典、节日和婚礼。新娘穿一身粉色，头上戴着芍药花，新郎穿着燕尾服，戴着眼镜，不管他需要不需要戴眼镜，可他还是会戴上，为了这样看上去像个大人物。而且一定会租个俄国乐队。穿过全城，第一辆车子上安顿下乐队，最常演奏的是茨冈曲“我可怜的卡拉别特，你为什么如此苍白？”中国的新年有各种逗乐的人和丑角。所有孩子都兴高采烈地去看这些节日。我们不受毒品的诱惑，觉得那很荒唐、野蛮。中国人的生活很不卫生。甜瓜、苹果就那么在地上滚，人们就那么吃，然后就生病。会得上痢疾，禁止我们吃所有这些东西，因此它们也特别吸引我们。毒品的事，没有人向我们解释过什么。有一次我和自己的弟弟去看电影，看的是《人猿泰山》，突然坐在旁边的那么一个人，掏出什么来开始嗅。我对弟弟说：“换个地方坐！”他就问：“怎么啦，伏特加的味儿？”“不是，更糟！”我不想自己身边坐着一个用鼻子闻着什么的人。这个诱惑不了我。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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