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1-2021，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一叶小舟起航。百年来峥嵘岁月，沧桑巨变，如今已成长为旷世巨舰，带领中国人民乘风破浪！百年大党，青春不减，风华正茂，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屹立东方！百年前的哈尔滨，群雄汇聚，风云际会。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史上最牛创业团队”艰苦创业，为中国未来前仆后继，艰难求索的过程。百年跋涉，百年凝思。在迎来建党百年之际，大话哈尔滨(imharbin.com)开设专栏，连载李忠义老师的长篇作品《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是为党献礼，也是回顾初心，不忘使命。祝福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快乐，我辈共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继续奋斗！

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

 哈尔滨是链接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中转站

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为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危难奔赴十月个革命的故乡，去追寻马列主义的革命真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途经哈尔滨去过苏联。哈尔滨就是链接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中转站。

1920年10月20日，瞿秋白、俞颂华和李宗武一行，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赴苏考察，抵达哈尔滨。因白匪在赤塔作乱，火车不通，他们在哈尔滨停留50多天。其间，瞿秋白等在哈尔滨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事情。一是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当时最敏感的中、俄、日外交斗争问题；二是广泛同苏俄在哈尔滨的干部接触，了解苏俄在远东的政策；三是采访俄国职工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他们所举行的政治活动；四是向《晨报》和《时事新报》发报道，瞿秋白从10月21日至12月10日，共发报道13篇，其中自己撰写9篇，与人合写4篇，同时还起草了《饿乡纪程》一书的前8章，瞿秋白在该书中几次提到在哈尔滨闻着“共产党的空气”。

最早在哈尔滨协助中国共产党行使这项工作的就是哈尔滨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

邓洁民是李大钊留学日本时期早稻田大学政治系时的同学，与李大钊、邵飘萍，同住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宿舍。三人同攻法政，亲如兄弟。

邓洁民思想敏锐，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留日期间，深受李大钊的思想启迪。由于他精通俄语，可以直接阅读俄文书刊，通读了许多俄语方面的马列著作，深得其精髓。从而受到马列主义的影响，赞成列宁的主张。每当报上刊登列宁的讲演，他总要向别人宣讲。他认为旧的不破坏，新的就不能建立起来。

哈尔滨东华学校旧址，2006年6月被拆  图片来源：曾一智

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邓洁民受到李大钊思想的影响，从此走上革命道路，毕生都在传播马列主义，被中国共产党人公认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邓洁民回国后，在哈尔滨创办了东华学校开展革命活动，同时开始把东华学校作为掩护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据点。

在哈尔滨办学期间，在军阀统治的险恶环境里，邓洁民曾掩护许多革命志士。如早期在哈尔滨活动的共产党员马骏，1920年从天津出狱后，就以在学校任教为掩护，躲在他家里避难。而马骏在东华学校任教的一段时间里，宣传马列主义，为东华学校增添了共产主义的色彩。但是也正如当年哈尔滨《晨光》报记者韩铁生所说：“自从马骏来哈，东华学校就成了进步人士落脚的地方。”东华学校不仅是哈尔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的基地之一，而且还是中共东北建党的据点和国内革命者赴苏俄学习考察的中转站。

1921年春，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筹建组织的委派，去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路过哈尔滨时，就宿于滨江东华学校，并由东华学校代办出国护照，为其掩护。其他许多去苏联的共产党人都曾在东华学校落脚，由东华学校协助前往苏联。

1921年3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及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孑身一人，前往苏联。俞秀松参与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任书记。4月4日，俞秀松到达哈尔滨，住在道里区中国三道街的中华客栈，4天后赴苏。1922年3月，俞秀松从苏联回国途中再次在哈尔滨停留一天，之后去上海。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1921年11月至1924年5月间，经中东铁路去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高君宇、邓培、林育南、夏曦等；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第五次和第二次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的陈独秀、刘仁静、王俊、李大钊、王荷波、彭述之和刘清扬等。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通过中东铁路经苏俄去欧洲旅行、考察、学习的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许多知名人士：例如，1923年8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俄；1925年3月，著名学者、诗人徐志摩赴欧洲旅行；1926年7月，著名学者胡适赴英国出席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1929年5月，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由欧洲回国；1931年8月著名学者、散文家朱自清赴欧洲讲学，1935年9月著名学者季羡林赴德国留学等，均通过这条红色之路来往于苏俄，途经哈尔滨时都有停留。胡适、宋庆龄曾下榻马迭尔饭店，朱自清住在道里的“北京旅馆”。许多由欧洲赴苏俄的一些革命者。回国时也都经过哈尔滨去内地，有的还在哈尔滨定居。

1924年6月，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王菏波与李大钊、罗章龙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在哈尔滨逗留时，就住在地包工人家属区的大地包一带，并且还给地包工人作过工人运动的报告。

同时，中国的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为了学习俄国革命经验，不断从四面八方来到哈尔滨，然后通过中东铁路奔赴苏联。

这条国际交通线，虽然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形成，但是，真正发挥作用还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后。中共领导赴苏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和党的六大在苏联召开，这条红色交通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数革命志士去苏学习，也都是通过这条红色交通线。

1928年，共产国际在哈尔滨成立了国际交通局。中共中央鉴于当年一些中央领导去苏联时的困难和危险性，也专门指示北满地委成立了类似的组织机构。因为满洲里边境一带是荒漠，方便越境。北满地委还委派李子文、宋恩来夫妇二人，在满洲里建立了临时国际交通站。由于哈尔滨地包的政治基础和工作性质，责无旁贷地接受了作为哈尔滨国际交通站的任务。

哈尔滨国际交通局遗址，图片来源：龙头新闻

另外，当时党的许多领导人经由哈尔滨去苏联时，他们的食宿以及护送工作，都由地包的工人负责安排。很多南方的中共地下党员去苏联，或者到哈尔滨进行革命活动，也都住在地包工人的家里。

这一时期，市委组织就介绍了一批从南方来哈的地下党员。由地包党支部负责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等全部生活。这些人当中就有郑州二七厂的刘湘益，韩心平，有京奉路来的刘金安，王麟书，还有从广州沙基事件和上海沙厂来的被追捕的革命工人。

当时，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个通道来往苏联的。而地包党支部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火车头运送人员。当时接头时，有红灯作信号，还有接头口令。接头人将人带来交给张有仁，藏到火车的煤箱。到指定地方，看到信号，对好接头口令，再把人送下去。

1985年，哈尔滨地包的一个老司机就详细回忆了他年轻时，专门在火车头上接送人的事儿。这个老人80多岁，姓王，他说：“我们车上的三个人都是地下党员，1928年的时候，一次夜间出乘，组织安排，有几个人要乘坐他的车要去横道河子。当时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其中有几个人文质彬彬，还有一个戴眼镜的。一路上没少担惊受怕，但还顺利。车到横道河子，来人跟我对上暗号，把他们接走了。其中的一个大胡子还送给我一个烟斗，现在还留着呢！”他说：“那些人肯定是党的大领导。”

国际地下交通站是极其秘密的组织。一切都是单线联系，而且不能见诸文字。所以，中东铁路的这个红色国际交通站，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也只是听人传说，知其有而不知其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日伪当局对东北人民实行了法西斯统治和白色恐怖，采取了一系列镇压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政策，对中苏边境和通往苏联的红色之路，采取了严密地封锁。使这条红色之路受阻，越来越不畅通。但是，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上海党的领导机关遭到大破坏，中共满洲省委和后来成立的中共哈尔滨特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

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决定代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地区党的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和保证赴苏人员的安全。决定从新启用条红色之路，在哈尔滨又建立了国际交通局，地址在道里西头道街。并沿中东铁路沿线和中苏边境设立了满洲里、扎赉诺尔、博克图、绥芬河、密山等多处交通站。1936年4月，由于共产国际负责哈尔滨国际交通线的人叛变，致使这条交通线遭到了破坏，在满洲里的李子文夫妇被捕牺牲，还有20多人被捕入狱。与此同时，于1936年4月，还在哈尔滨道里炮队街(今通江街)100号设立中共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联络处，委派共产党员张宗伟以开食杂店作掩护进行工作。直到1937年“四一五”事件，党组织遭到破坏，张宗伟被捕牺牲。张宗伟是黑龙江人，1899年到俄国谋生，十月革命时参加了苏联红军，因受伤脱离军队。1929年到哈尔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满洲省委交通员。因妻子是苏联人便于掩护，在她家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开办训练班、秘密印刷所。1936年4月，到中共哈尔滨特委国际交通局外国人会见处，以开了个小杂货店做掩护开展工作。1937年因暴露，被杀害与哈尔滨太平桥圈儿河。

红色国际交通站，就是这些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链接起十月革命圣地与嘉兴南湖的革命航船。通过中东铁路来往于苏俄的这条红色之路，不仅拓宽了马列主义传播的渠道，而且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