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两卷本《俄罗斯爵士乐》之《俄国爵士乐的上海时期。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一书中的章节（音乐星球，2013——笔名康斯坦丁 沃尔科夫）。
2005年10月14日夜，爵士乐队领队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辞世，这是苏俄爵士乐一个时代的终结。隆斯特列姆是世界上领导自己乐队时间最长的人，从1934年（哈尔滨，满洲）开始，他和自己的乐队经历过了二十世纪动荡不安的历史长河中的所有变故与困境。哈尔滨之后，他们转至上海，再于1947年回到苏联，定居在喀山，又在1957年凯旋式的来到莫斯科。所有这些阶段，直到隆斯特列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是这支爵士乐队的领袖，虽然这位乐队的创始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将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乐队的日常领导工作交由格奥尔基 加拉尼扬主持，但奥列格 列昂尼多维奇 隆斯特列姆仍旧保留了乐队领队的职位，并且时而会和乐队一起出现在舞台上。这意味着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曾领导这支乐队七十余年。
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摄影©帕维尔 科尔布特，1999）
奥列格 列昂尼多维奇 隆斯特列姆的生平，如果把所有的事件用最简短的语言并依照时间排序，便可描绘出苏俄爵士乐史最耀眼和最不同凡响的轮廓。
1916年4月2日，在俄国外贝加尔的城市赤塔的一户市立中学教师的家庭里，一名男婴出生了，孩子的父亲是已然俄国化的瑞典人列昂尼德 弗兰采维奇 隆斯特列姆，母亲是加林娜 彼得罗夫娜。不久之后，这户家庭的次子伊戈尔也出生了。
革命和国内战争突然爆发，在这个过程中，外贝加尔边区与苏维埃俄国割断了联系，但很快，外贝加尔确立了亲苏制度，这时这块土地被称作远东共和国。1921年，隆斯特列姆一家持远东共和国的证件迁居到满洲（今中国东北）的哈尔滨，老隆斯特列姆被邀请到中东铁路工作，这条铁路俄国租用并由俄国工程师在1900年代建设起来的。老隆斯特列姆最初在中学任物理教师，后来他又成为哈尔滨工业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前身）的讲师。
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1934年
1898年，当工程师尤戈维奇、伊戈纳齐乌斯和希尔科夫公爵开始建设中东铁路的时候，建筑工程师希德罗夫斯基在松花江江岸上盖起了未来哈尔滨的第一座房舍，此时，他们是否会想到，他们也同时开启了俄国文化史上的整整一个分枝？他们当然没有想到。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谁又会想到新的百年的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激潮汹涌的历史事件会把在中东铁路工作的成千上万的俄国人同他们的祖国分离？而国内战争又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其中既有溃败的白军军官和士兵，又有大量被迫移民的有产者，而他们所掌握的财产，在战胜的红色政权看来属于罪恶的阶级财富……
奥列格和伊戈尔 隆斯特列姆属于无意识地选择了移民道路，被无情的历史逻辑抛在祖国之外、生活在异国他乡的人。
1932年，奥列格从商业（中等专业）学校（商业学堂）毕业后考入俄国人在哈尔滨创办的工业学院，他同时就读于“音乐中等专业学校”并于1935年由小提琴班毕业。
30年代初期，远东的欧洲“租界”普遍的、具有标志性的娱乐方式是新式舞蹈——狐步舞，相应地，音乐也是新的——爵士乐。当初，这一令人愉悦的、极富节奏感的音乐并没有吸引到奥列格的特别关注，直到1933年，奥列格为例行晚会挑选唱片时，突然间发现了当时在美国和西欧之外完全不为人知的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乐队的《亲爱的老南方》（«Dear Old Southland»）。
请收听: Duke Ellington «Dear Old Southland»
公爵的唱片让奥列格大为惊愕，他立刻明白了，艾灵顿创造性的爵士乐流派，不仅是双脚的音乐，还意味着更多。这张唱片也给他的朋友们——已经开始接触现代音乐的一群年轻的音乐人同样的印象。就这样，他们还偶然发现了路易 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于是，他们从这一刻便开启了对爵士乐的真正的迷恋。除了偶尔弹奏乐器消遣，他们还在舞会上演奏。奥列格试探性地研究了乐队的演奏方式，并开始凭着听音能力在钢琴上改编和模仿唱片上的乐曲。
阿列克谢 科吉亚科夫、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亚历山大 格拉维斯、伊戈尔 隆斯特列姆，伊利亚 乌马涅茨。哈尔滨，1935年。
1934年，这些年轻的俄国音乐人决定在哈尔滨组建自己的爵士乐队，他们民主地选举出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为乐队领队。这支乐队由九位音乐人组成：二位中音萨克斯（亚历山大 奥纳比尤克和弗拉基米尔 谢列布里亚科夫），一位次中音萨克斯（伊戈尔 隆斯特列姆），二位长号手（阿纳托利 米年科夫），钢琴（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班卓琴和低音提琴是同一个人（亚历山大 格拉维斯）以及鼓手（伊利亚 乌马涅茨）。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的乐队最初的组成就是这个样子。第二年一整年，隆斯特列姆乐队的成员在哈尔滨的欧洲社区积蓄起知名度，乐队在舞会上、晚会上演奏，并且在当地的广播电台演出。
1936年，乐队迁到中国东南方——上海，这里是巨大的国际港务中心，这座城市里有着远东最大的欧洲社区。在上海的租界当年生活着35000欧洲和美国人，社群里大多数是俄国人（达到25000人），但他们也代表着“白俄”上海最低薪酬的那一部分人群。有别于生意兴隆的国际商人和为数众多的来自西欧和美国的冒险家们，在这座城市里大多数“俄国上海人”是难民或者被迫背井离乡的人，他们多数生活在非常拮据的条件下。但也正是在这里，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乐队开始了成功的职业道路。他们工作的第一处地点是“扬子”宾馆，然后，音乐人们又在城里知名度很高的宴舞厅（Ballroom）大华饭店（Majestic Hotel）演奏。在这期间，这支俄国乐队在上海已经非常知名，有时（1937-1940年间）甚至到度假城市青岛去作夏季巡演。
此时，乐队里已经有11位成员。除了美国爵士乐，隆斯特列姆在这期间开始把俄国歌曲改编为爵士乐来演奏，他改编了杜纳耶夫斯基的《船长之歌》、亚历山大 维尔金斯基的《陌生的城市》、马特维 勃兰切尔的苏联金曲《喀秋莎》等。这些乐曲在苏联听众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且使隆斯特列姆乐队突立于上海的其他俄国乐队之中。在隆斯特列姆乐队之前，上海还有其他俄国乐队，比如有“远东最佳爵士”之称的叶尔莫尔乐队（Ermoll’s Orchestra），这支乐队由以谢尔什 叶尔默尔，即谢尔盖 叶尔莫拉耶夫为首的十四位乐人组成，像他乐队的其他大多数成员一样，叶尔莫尔也是从前的哈巴罗夫斯克军团武备学校学员，因此也算是白俄侨民。
小号手巴克 克莱顿（Buck Clayton）的美国爵士乐队在逸园（Canidrome）舞厅演出，上海，大约1936年
奥列格和伊戈尔 隆斯特列姆以及小号手阿列克谢 科吉亚科夫会经常去看克莱顿的演出，他们站在舞台旁边仔细聆听美国人的演奏。
隆斯特列姆的乐队在上海知名度达到顶峰的标志性事件，是他们开始在最具威望的百乐门舞厅（Paramount）演出。那时乐队已经有14名成员了，并且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本人基本上不再演奏，而是专注于编曲和指挥。顺便说一句，直到生命临近终结，他手里都拿着指挥棒指挥了乐队的演出，这对于爵士乐不单是是一种老派的做法，而且是刻意地强调，公然带有挑衅性地遵循着老派的时尚。而他的乐队的即兴独奏家、小号手阿列克谢 科吉亚科夫、次中音伊戈尔 隆斯特列姆、低音提琴手亚历山大 格拉维斯都属于上海最好的音乐人之列。上海的欧洲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迅猛增长，达到10万人（当时上海的居民总数是三百万人）。隆斯特列姆的乐队成功地与在远东常驻和巡演的美国音乐家竞争，其中包括由美国小号手巴克 克莱顿领导的最知名的上海乐队。这里插一句，1998年，在自己最后的全美巡演过程中，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再次与巴克 克莱顿相见，他们高兴地在一起长时间地回忆着六十年前在上海相同的场所演出时的情景。
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巴克 克莱顿和制作人George Avakian，1998
中国的俄国媒体自然而然地将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称为“远东爵士之王”。而且，谢尔什 叶尔莫尔和他的团体也荣膺这一响亮的封号——尤其是身处战区的时候，由于1937年中国与日本之间开始了大规模战争，演出更多是在哈尔滨而不是在上海。哈尔滨的所在地满洲1931年就处于与中国分离的状态，在满洲，日本人建立了傀儡国家——满洲国，它也因此没有遭到轰炸，上海在八月淞沪会战期间惨遭轰炸，炸弹投到了国际租界，导致大量伤亡。
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的乐队，上海（约1940年）
1941年，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合在一起，但很多欧洲人还是留在了上海，直到1943年，日本占领者都没有扣留过上海的外国公民。1943年春天，在清理了国际租界之后，很多没有交战大国国籍的上海俄国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27岁的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失去了固定的演出机会，他考入法国高等技术中心（在租界之外的法国租让企业）并于1944年以建筑设计工程师的身份毕业。
2001年，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在上海黄浦江畔。纪录片截图。
1945年秋天，日本军队从中国撤出后，乐队再次经历了创作活动的发展，虽说这时多数欧洲居民已经离开上海。乐队在上海的兰心（ Lyceum）和卡尔登（Carlton）剧场演出，同时还去当时的时代象征——苏联俱乐部演奏，苏联俱乐部里聚集了那些和白俄运动没有联系的，且想争取到苏联国籍（或者已经有了苏联国籍）的上海俄国人。考虑到中国在蒋介石政府与毛泽东的共产党之间正发生着激烈的国内战争，这样的人越发多起来。中央政府式微，在俄国上海人中间，政治观点之外，有一种感觉愈发强烈——该走了。比如，谢尔什 叶尔莫尔乐队的大部分成员去了澳大利亚。叶尔莫拉耶夫和隆斯特列姆后来通过信，“叶尔莫尔”的最后一封信在奥.列.隆斯特列姆档案中标记的日期为1992年，是这位成为澳大利亚人的上海爵士乐人去世前不久发出的。而在战争年代参与过俄文地下报纸出版的隆斯特列姆乐队的成员认为自己是苏维埃公民，他们考虑到苏联去。
2001年，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在上海老城的一栋居民楼楼门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曾居住在这里。纪录片截图。
习惯于身处生活漩涡的奥列格 列昂尼多维奇 隆斯特列姆完全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躲在办公室寂静角落的作家。在中国的生活记录，多来自奥列格 列昂尼多维奇的口述回忆：
我们家是1921年偶然到了中国的，当时正为中东铁路招募新的专家。我当时五岁，弟弟伊戈尔四岁。有人给父亲在哈尔滨工业学院提供了物理教师的教职，那所学院是为铁路培养工程师的。父母很高兴地同意了。他们想，合同有效期的三年之后，俄国的国内战争也就结束了，我们就能回家了。可命运做出了另外的安排。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超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20-30年代，哈尔滨几乎就是个俄国城市，城市20万居民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俄国的侨民。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人为的樊篱。人们在工作中交流，互相做客。孩子们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同时学两门语言——俄语和汉语。在我和弟弟上学的商业学校（商务学堂），从一年级开始就有中国老师。语言的障碍当然也存在，但完全顺利地克服了。我忘不了中国人的商业和机构的可笑的俄文招牌“理发师。所有式样的脑袋方式”。商业学校有两个食堂，一个食堂做俄餐，另一个中餐。多数中国学生都跑到俄国食堂去吃饭，我们去中餐食堂。食物不复杂，但很好吃。我特别喜欢饺子。很像我们的饺子，只是馅里加了肉还放切碎的中国白菜叶（我们这儿叫北京白菜，或球生菜）和芹菜梗。饺子蘸上小碗儿里的蒜泥酱油那可真是太好吃了。
课后，我和朋友们骑上自行车出发去城外郊游。有时候会顺路去周围的村子。街上出现了俄国人，人们一下子涌出来，争着抢着请去做客。真心实意地请客，家里找得到的都会拿出来。每次我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很穷，自己都常挨饿。出去逛的时候，我们都尽量带上面包和吃食，和殷勤的主人分享。过了很多年，当苏中关系迎来冷战时期的时候，报纸上写，中国人恨我们。我从来没相信过这种说法，完全不能想象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依靠担负从远东到欧洲货运业务的中东铁路，哈尔滨繁荣了起来。俄国居民区生活富足，有自己的交响乐队和歌剧院，经常有名流来演出。谢尔盖列梅舍夫两次来过哈尔滨。这座城市真正地呼吸着文化气息。我所有的朋友都从事音乐，在商业学校学习演奏各种乐器。我上过小提琴班，弟弟演奏萨克斯和钢琴。学过古典音乐，大家尽量不落后于音乐时尚。当时整个世界都在跳狐步舞。1932年我考入哈尔滨工业学院电气机械系，并且迷恋狐步舞以致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在大学生晚会上学会了狐步舞。
1934年春天发生的一件事，成为我命运的转折点。当时每家商店都有唱片试听间，我在那里听到了不同寻常的音乐。是巴克 艾灵顿的乐队演奏的。当时几乎没谁知道这位爵士音乐家，可他从第一串音符就征服了我。因为这位伟大的美国人，我一生迷恋上了爵士乐。我写了几首知名曲子的改编曲，拿给弟弟和朋友们看。就这么产生了组建大学生乐队的想法。当时乐队的那套乐器是30年代初期的标准配置，三只萨克斯，两只小号，一只长号和节奏乐队。一共九个人。开始选领队的时候，伙伴们突然都推举我。看来，是最初的编曲经验抬升了我的威信。快步向前。乐队最开始的成员组成保持了几十年时间没变。最大的遗憾，是今天我们这个友爱的团体还活着的只有三个人了。我定期和阿纳托利 米年科夫和亚历山大 格拉维斯联系。他们都退休了。
我没能从工业学院毕业，因为政治局势变化了。1935年俄国不得不把中东铁路里自己的股份出售给日本人控制之下的满洲傀儡政府。新东家把工业学院更名为圣弗拉基米尔学院。对我们这些受无神论教育的人来说，再在学院学习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了。在哈尔滨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不敢公开压制苏联公民，然而，我们都明白，别指望从抱持敌对思维的日本人那里能等来什么好事。俄国人开始离开这座城市。一些人回了苏联，另一些人搬去了上海。我们爱好者乐队全员去了上海。
除了父亲——他那时已经在苏联了，我们一家人去了上海。父母早就计划回祖国，但离开的计划一直推迟，对情况的一无所知吓住了我们。母亲不想扔下我和弟弟，所以就商定，父亲先走。一旦安顿好，就叫我们回去。父亲被打发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工作。作为具备科学思维的知识分子，他成了铁道交通学院的副教授，从事核物理领域的研究。在一封信中，父亲告诉我们，马上就能解决居住问题，我们又能团聚了。此后，就再没收到过他的信。斯大林死后我们才得知，1937年父亲被捕，1944年死在乌拉尔的一个什么地方的劳改营。
在上海，乐队开始在职业化基础上发展。我们和几家舞蹈俱乐部签了合同。英语叫 ball room，字面上翻译的话就是“舞厅”。上海的 ball room从根儿上有别于现在被普遍接受的消遣场所。它们独立于饭店和赌场。人们去那里不是为了吃喝，而是去跳舞。只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提供冷饮。多数俱乐部都是大众性的，有些被认为属于上流社会。后者，为了跳舞能舒服些，还配置了专门的地板——抛光到闪出镜子般的光亮，镶木地板块铺在强力弹簧上。去奢华的百乐门舞厅（Paramount ball room），穿着不得体、不符合要求的客人是进不了门的。
男士理应穿上晚礼服，或是燕尾服，女士是长长的夜礼服。女士都有男舞伴陪同。对男士，规则要民主得多。对男舞者来说，他们可以在大厅选择自己的女舞伴。为此雇来了外表漂亮的女孩子，最好是受过教育的女孩儿。要在入口买好专门的小票，单独来的男士可以邀请他心仪的女孩儿跳舞，把小票递给她。一个晚上，一个职业女舞伴能攒下二十多张这样的小票——一张小票就是一支舞。女孩子们跟舞厅老板汇报，根据工作强度拿工资。顺便说句，那个时代上海的女大学生们这样打工的现象相当普遍，这里面没有任何暧昧之处。了解过舞蹈俱乐部的严厉规则，男士们都会遵守礼仪。
30-40年代，几百万人口的上海被认为是世界娱乐工业的中心之一。摆脱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中国东部这座富有的港口城市有成千上万从西欧逃出来避难的侨民，他们中间有不少知名的音乐家。在上海，你很难让别人感到惊艳，可我们似乎做到了这一点。报纸上刊登了俄国爵士大乐队的消息，从四面八方雪片似的飞来演出邀请。乐队的成员也扩大了。夏季我们换到青岛演出，这座离上海不远的城市以风行海边度假而闻名于世。我们演奏过乔治 格什文（George Gershwin）、杰罗姆 科恩（Jerome Kern）众所周知的旋律。它们和杜纳耶夫斯基的歌曲相似，我曾想，我们的音乐哪里差！我还改编了1939年在上海公映的电影《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的插曲。亲西方的媒体欣喜地接受了这首乐曲。我们被成就鼓舞着开始在自己的曲目当中越来越多地加入苏俄音乐。马特维 勃兰切尔的《喀秋莎》风靡一时。实际上，单凭这一首歌就让作曲家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我还将中国旋律改编成狐步舞曲风格。这增加了我们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崇拜者。我至今还惊讶，我们是如何做到把爵士乐和中国音乐文化融合到一起的。不管怎样，中国人自己把这当作某种很自然的事。
我们在上海过着小康的生活，沐浴在荣耀的光彩之中。可不管怎样都牵挂着回祖国去的事。整个乐队是在1937年第一次递交去苏联的申请的。当时拒绝了我们的申请，解释说，莫斯科正在揭露托洛茨基分子集团的阴谋，暂停发放入境签证。第二次尝试是在1941年6月，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我们递交申请，请求派我们到前线作志愿兵。我们等回复等了两个月，希特勒分子已经到了斯摩棱斯克。我们觉得不能再拖延了，就再次递交了申请。下面有一百五十人签名，多数是上海的苏联年轻人的代表。
他们派我带着请愿书去找领事尼基塔 格里戈里耶维奇 叶罗菲耶夫，领事耐心地听完我们所有的理由之后说：“没有我们就能解决掉法西斯分子，这里更需要你们。”多年之后，我才肯定了这个人的先见之明。领事不相信在国外长大的这些年轻人的炽热的爱国热情，不相信他们在全权机关能正确去理解。但当时我们把叶罗菲耶夫的话当作小看了我们，理解成，在这样艰难的时刻音乐人的职业未必能在祖国派上什么用场，我们觉得，得有一技之长。我和弟弟考入了上海高等技术中心，那里是用法语教学。我们一窍不通，所以不得不买私教课程。1944年我成了建筑设计师，伊戈尔是建筑工程师。证书是用法语答辩后得到的。白天学习，晚上工作，努力用我们能做到的方式来帮助祖国。乐队用自己的钱在上海出版了自己的报纸《为了祖国！》，把音乐会的钱转交给红军的基金会。在胜利纪念日这一天，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作品《间奏曲》。这首曲子至今都是这个团体的保留曲目。
1947年，莫斯科出台了斯大林的指令。给生活在国外的苏联公民提供回国的可能。我们开始收拾东西。乐队全部成员都离开了上海。轮船驶向了纳霍德卡。新生活开始了。但这已经是另一段故事了。
我们再次回到中国已经是在1995年。要做个大巡演，组织者确定的路线是北京、上海、兰州、青岛。在所有城市，音乐会门票都很快一抢而空。很多曲目被观众要求再来一次，尤其是《喀秋莎》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大厅里，人们友好地跟着哼唱。这样令人欣喜的接纳，得承认，是没有料想到的。在上海巡演期间，我还拜访了早已成为我的故乡的那些地方……游走在摩天大楼之间，凭着记忆找到熟悉的街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些街路几乎都改了名字。我走进百乐门舞厅，如今那里是写字楼。只有第一层的外观改了模样，其余的，都还像半个世纪之前一样。走廊里摆着两架钢琴。我立刻就认出来，它们就是我曾经弹奏过的那两架钢琴。第二天，我搜寻到我们家住过的院落。在长凳上休息的中国老人指着我们从前居室的窗子说：“你们就住那儿，三楼。我还记得您，您吹萨克斯。”虽说演奏萨克斯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弟弟伊戈尔，老人的话还是让我深受感动。在上海，人们还记得俄国的爵士大乐队。
战争结束后，乐队成员已经有十九个人了，是爵士大乐队的完整配置。为在兰心剧院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音乐会做演出准备，奥列格 隆斯特列姆用了谢尔盖 拉赫玛尼诺夫的音乐曲调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首独立作品《间奏曲》。
后来，隆斯特列姆以东方曲调为主题写了乐曲《蜃景》，他仍旧试探着在爵士乐中找到自己个人的曲调，也许，他已经试着做那些计划在俄国做的事了，他开始展露自己。这时，乐队的所有成员都已经有了苏联国籍，到苏联去这个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苏联驻外机构的工作人员平和地暗示这几位音乐人，在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有诸多不快等待着爵士乐人。虽然如此，乐队还是全员与自己的家人一起迁往苏联。
未完待续……
作者：基里尔 莫什科夫
2016年4月1日
Macrooz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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