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1-2021，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的一叶小舟起航。百年来峥嵘岁月，沧桑巨变，如今已成长为旷世巨舰，带领中国人民乘风破浪！百年大党，青春不减，风华正茂，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屹立东方！百年前的哈尔滨，群雄汇聚，风云际会。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全都到过哈尔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史上最牛创业团队”艰苦创业，为中国未来前仆后继，艰难求索的过程。百年跋涉，百年凝思。在迎来建党百年之际，大话哈尔滨(imharbin.com)开设专栏，连载李忠义老师的长篇作品《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是为党献礼，也是回顾初心，不忘使命。祝福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快乐，我辈共同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继续奋斗！

党在哈尔滨的早期活动

建党伟业与哈尔滨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2

正是在维金斯基的指导下，1920年7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1920年8月22日，上海革命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组织。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渔阳里六号还设立了外国语学社。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主要在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中开展建团工作，发展了团员20余人。第一批发展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

根据维金斯基的“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总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计划，为完成吴廷康“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的任务，外国语学社主要工作就是为了“训练去苏俄学习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李大钊也于1920年10月，在北京李大钊办公室成立了李大钊、张国焘、张申府三人组成的北京党组织。接着，吸收了赞成社会革命的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后因“主义”不一，后相继退出组织），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党员。1920年底，北京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随后，又陆续发展一些成员。到 1921年 7月，北京党组织的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北京小组建立后，一方面与北方各地的建党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先后派出张太雷去天津、唐树去唐山、高君宇去太原、邓中夏去保定、陈为人去济南、李大钊亲自去郑州，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和促进北方的建党活动。

从1920年 8月到1921年春，经过半年多的工作，中国国内先后有六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成员也在逐步地增加。据 1921年的一份重要档案文献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六个小组，有53个成员。”

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是由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施存统和周佛海组成的。党的一大后，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曾发展到10多人。旅法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主要是在留法勤工俭学人员中形成的，于1921年成立。发起人有张申府和赵世炎，成员有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上述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以及国外建立的组织，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是在秘密状况下进行的，所以在党正式成立之前，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称“共产党小组”，有的直称“共产党”。从性质和特征方面来看，它们都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工人运动，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维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此次在华共计活动了十个月。

1921年，列宁委派荷兰人马林，也就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接替维金斯基帮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马林其人是个傲慢的荷兰人，曾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工运活动，染有殖民主义作风，到中国上海气指颐使，雇佣张国焘、李汉俊、杨明斋三个人搞工运。他出资在上海工人区小沙流路租一屋，挂上大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买一大喇叭留声机放唱片吸引工人，他以为这样就能组织工会。工人群众路过，在门外听听唱片，好奇地观看，不懂那大招牌是做什么买卖的。三位先生又语言不通（都不会上海话），无法沟通，不久被租界巡捕房查封了。马林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马林的风格和维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而自傲，陈独秀派李汉俊与马林会谈，但李汉俊因不满马林的作派，二人每每发生争执。

“南陈北李”

陈独秀被选为党的一大书记时，还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一大当选后返回上海专任党的总书记后，马林有两件事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调回马林，在一个多月内不顾马林的一再要求拒绝与其见面。一是马林不经中共知道私派张太雷（时任马的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另一件事是马林认为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前一件事陈独秀认为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后一件事陈独秀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有被称为“卢布党”的嫌疑，并且很难使中共今后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后，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陈独秀才被释放。出狱后，陈独秀首次会晤马林，但在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很大的争论，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争论。由于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经济状况窘迫，而搞革命是需要很多的职业革命家为其奋斗服务的，基于这一实际情况，陈独秀后来五四运动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他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提供的经费。

总之，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引起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直接促使共产国际派员到中国了解情况，因而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1921年春天，当陈独秀从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归来，李大钊赶着骡车奔赴天津，给陈独秀送行，转道南下分手时，“南陈北李”，两只巨人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陈独秀大义凛然地说：“咱们的党不叫社会民主党，叫共产党！”李大钊说：“对！咱们的党叫中国共产党！”一个拯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就要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