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特别的城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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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爷的岳父1900年出生，去世时已快100岁，很长寿。九十年代初，正上大学的我经常去舅爷家做客，经常看到老人孤独的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就有事没事的就去找老人攀谈，老人那时已经九十多岁了，思路很清晰，也很健谈。说起话来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老人大概是平日里比较寂寞，一看见我去就无话不谈，很快，我和这位曾祖父辈份的老人成了忘年交。听老人讲，老巴夺兄弟都很精明能干，但性格迥异，哥哥为人谦逊，举止得当，做事情很规矩。弟弟性格张扬，花天酒地，什么事情都敢干。兄弟俩个性格上的互补也是产业扩大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老人年轻经商的时候也少不了给各类的官员送礼，那时候的官场也并不像电影里说的那样腐败。有的官员不收礼，他就想办法走夫人路线或是其他途径。其方式方法和现在别无二致。他有钱后，仍有些黑道上朋友来找他借钱。为了和这些人断绝来往，人家借一千，他只给八百，并说不用还了。那时候黑道上人很讲脸面，借钱可以，伸手要钱毕竟不好意思。有过一次，下次断断不会再来了。老人年轻的时候经常打架，他告诫我，和比自己强壮的人打架的时候一定要先动手。他说强壮的人强壮的只是拳头，臂膀，脚和腿。而鼻子，眼睛，脖子这些部位都是一样的脆弱。两个人打架最重要的是心理，要敢于下手，其次是灵活，善于躲避，别让人打到你，最后才是力气。

在对女人的审美，老人的观点也极为现代，他告诉我：男人好在嘴上，女人美在腿上。老人那些生动的故事和独到的见解，让年轻时的我受益非浅。

老人听说我经常去杭州，便让我捎一把七星记的折扇。我买好折扇后，给他送到家里，正赶上他午睡，我便把折扇交给家里人转交。没多久，舅爷在电话里向我转达了老人的感谢，并让我有时间去老人那里聊天。又过了一段时间，噩耗传来，老人与世长辞。我极度难过，后来听别人说扇子这东西不能乱送，“扇”的谐音是“散”。从此之后，我再没有把扇子作为礼物赠送给身边的人了。

在大直街距离烟厂向东的一公里处，曾经有一所著名的大学，那就是建国初期名声赫赫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它曾经被称为中国的西点军校。我祖父早年在黄埔就读，后成为国民党华西医院的总医务长，未到三十岁就已经是上校军衔（国民党的旧军衔制中无大校）。哈军工院长陈赓大将是昔日黄埔军校的高才生，对黄埔出身的人才自有偏爱。祖父虽为国民党旧部人员，仍被调入哈军工的附属医院就职。这医院的旧址就在现在的船舶学院大门的斜对面，是一栋六层高的苏式大楼，气派的圆屋顶并配有高耸的旗杆。至今保存完好，只是变成了批发电脑配件和软件的市场。少年时的父亲淘气的爬上圆屋顶，吓的祖母站在下面手足无措，又不敢大声训斥，至今祖母和家人谈起此事仍是一脸后怕的表情。二十年后，我出生在这座建筑里。每当我回到家乡路过此地的时候，总会驻足观望一会儿。如今的我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祖母那记忆犹新的惊恐一瞬到我站在这里的感伤，时间已经过了整整五十多年了。

从风水上说，我出生这地方濒临极乐寺，也正是哈尔滨的龙头所在地，其地理位置的优势不亚于湖南的韶山冲。年少的我津津乐道的向周围人炫耀，父亲听了不屑一顾，说那是个医院，出生的孩子没有上万也有几千，还能都成了毛泽东。父亲理工科出身，喜欢运用逻辑思维来分析事物，对迷信的事情总是嗤之以鼻。如果谁告诉他某个属相的人今年会交厄运，他就会反问，难道说今年有十二分之一的人要倒霉了？可是父亲因为出身的原因并没有被哈军工录取，优异的高考分数却只是就读于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这成为他一生中的遗憾。如果说当时的农学院是出身不好的高才生的遣送地，那哈军工绝对是高干子弟的聚居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哈军工几乎囊括了大部分开国元勋的后代。据说连中将的孩子都轮不上吃小灶。后来，因为诸多原因，被分成几部分的哈军工内迁到关内，长沙的国防科技大学最主要的一块。祖父祖母也跟随迁往湖南，直到他们退休后又迁到杭州养老。前一阵，哈军工的老院长刘居英将军携夫人来杭州探望他们，接待工作自然落在我的肩上。老将军虽年过九十，仍声如洪钟，一派军人气势，让人望而生畏。四个老人坐在西湖边的茶馆里侃侃而谈当年哈军工的昔日往事，我则坐在一旁静静的听着，细细地感受着历史和现实的变换。

旧时哈尔滨的富人区位于现在马家沟河畔的国庆街，革新街和果戈里大街一带。这个地区在当时到处充斥着别墅，洋房，居住着各种国籍的有钱人。现在这一区域的建筑都已改造成火柴盒式的社会主义民居了。我外公的房子有幸在夹缝中残存下来，一部分被充公为某国有单位的宿舍，另一部分是我舅舅在居住。据母亲回忆，当年家里鼎盛时期，光厨师就分西餐和中餐好几位，雇佣的保姆和仆从都来自波兰和俄罗斯。可见当时哈尔滨的开放程度，拿自诩为高贵的白人当菲佣使唤，现在的香港富豪也得高看一眼。至今我的母亲面对父亲结识那些高鼻深目的外籍友人的时候，仍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等到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是七十年代初了，在外公家的周围仍滞留着不少没有回国的外籍人士。一次母亲抱着在襁褓中的我回外公家的时候，正好碰到一位住在邻近的俄罗斯妇人，那妇人喜欢小孩，伸手要抱我。婴儿时的我大概辨认出她的长相与我平日里见到的中国人大相径庭，便又哭又闹的死活不肯。事过境迁，几十年后我的审美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在街上看见金发碧眼的外籍美女，总忍不住偷偷的瞄上几眼，只是再没有投怀送抱的机会了。

外公毕业于日本帝国军医学院，医术精湛，内外科皆通，熟识多门外语。为人胆大心细，豪爽仗义。虽出身伪满时期的日式学校，骨子里却恨透了日本人。二战期间，他时为日本外科军医，无论轻伤重伤，到他手里就是截肢。后来听他说，他知道日本军人的潜规则，被截肢的军人大部分都会被秘密的枪决，所以在战后的欧洲战场，经常可以看到截肢拄拐的退伍军人，在日本却非常的少。战争期间，他经常利用日本的军列火车，倒卖猪肉等副食。多次接济，营救抗日志士。抗日胜利后，他也加入国民党部队，中校军衔。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哈尔滨开了数家医院诊所，收入不菲。

外公为人好胜，个性极强。母亲和父亲初识时，他详细的了解了父亲家的背景和情况，听说父亲出身也不好，非常赞成。又听说祖父在国民党时是上校军衔，颇不服气。其实他是由日式军衔直接转编为国民党军衔的，日本军队对的军衔上升的要求极为严格，而国民党相对宽松，如果他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级别只会比祖父高。但祖父又小他几岁，按理说两个人还是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亲家见面时，外公说话时夹杂着各种外语，祖父在抗日时期身居抗日前线，经常和美国人合作，英语自然是没有问题，其他几门就不灵了。聚会结束后，外公沾沾自喜的对母亲说：“你老公公的外语水平离我可差远了！”

幼时的母亲在南马路小学就读，后考入哈尔滨第四中学。南马路小学是哈尔滨最早的小学校，外婆也是在那儿毕业。而哈尔滨四中则是中国文艺人才的摇篮。母亲年轻时文艺天赋极佳，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是高中部学生文艺部长的时候，母亲担任初中部的学生文艺部长。高中毕业后，母亲被中央芭蕾舞学院录取。外公思想保守，坚决反对，训斥母亲说：“读了这么多年书，最后去当舞女？将来你有了孩子，别人问你孩子：你妈妈是干什么的？你让孩子怎么回答？我妈是跳舞的？”母亲最终还是听了外公的意见，上了南京铁道医学院，和外公一样，成为一名医生。母亲上大学的时候，每学期的带去零花钱是两千元，是一般学生的一百倍。母亲用不了多少，就攒了下来。文革初期，外公家被抄，整整拉走了四卡车的财物，这笔钱倒成了全家的救命钱了。

外公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只是他去世时我只有十几岁，和他没有什么交流，关于他和老哈尔滨的故事都是从母亲和舅舅那里听来的。

说到哈尔滨所秉承的西洋文化，我认为比上海更彻底。或许这会招致海派人士的指责。我曾拜读过一本大作，书名好象叫《最早的西洋文化在中国》，是一位上海作者撰写的。可能由于作者原籍的局限性，关于哈尔滨在全中国最早接受西洋文化的内容除了几幢建筑和啤酒，再无其他的提及。

全中国最早的电影院在哈尔滨，而这电影院至今仍在放映电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北京人说是北京的大观楼1913年就开始放电影，上海人说是上海的维多利亚电影院（虹口电影院）才是中国第一座真正意义的电影院，1908年就开始了。哈尔滨的果戈里大街上有三座电影院：长虹、亚细亚、和平。其中的和平电影院就是中国最早的电影院。电影诞生于1895年，而1905年哈尔滨就有了自己的电影院，当时的名字叫敖连特电影院，1955年后才改为和平电影院。1905年的这个年份是我年少时在一本文献上看到的，后来我在网络上查看，年代又说成了1908年。即使和上海的维多利亚电影院（虹口电影院）同一年诞生，规模也不能相提并论，今天和平电影院除了内部改造外，和建造初期没什么区别。而上海的维多利亚电影院（虹口电影院）当年只是一个只有250个座位，几台破放映机，靠几个印度人在门口吹吹打打招揽顾客的草台班子，而且已经没有了。哈尔滨有五家电影院的时候，整个美国才十家。回到哈尔滨，看着亚细亚电影院那文艺复兴风格的精美建筑，如今已是破烂不堪，却无人修葺，真是痛心不已。

旧社会时，哈尔滨的发型设计在全国首屈一指。不少上海的师傅都不远千里来学艺。外婆有位女同学嫁到了北京，结婚的时候因为不满意北京的做头技术，特意坐火车赶到哈尔滨烫头，做好头型后又梗着脖子一宿不睡的赶回北京出席婚礼。男性发式更是一流，美式分头，欧式背头，日式平头应有尽有。发蜡都来自巴黎，各种花香和水果的味道都有。上海的小K们招摇过市的时候，只有一股廉价的茉莉花味熏的你找不着北。事过境迁，看着如今的哈尔滨充斥街巷的都是湖北剃头，真是叫人辛酸。

作者简介

作家编剧赵博，主要作品有小说《炮子》电视剧，《遥望》、《血色玫瑰2》，电影《无锁不能》、《一路向上》、《一路惊魂》、《金字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