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1998年11月13日黑龙江日报《城与人》专刊 曾一智 / 文
早晨打开电视机，水均益正在介绍20年前上演的话剧《于无声处》，以及中央为“四五事件”平反的情形。可巧，晚上参加一位朋友的生日宴会，不期然便遇见“四五事件”时，哈尔滨惟一一例贴出悼念周恩来标语的参与者，不禁心生感慨。
众所周知，“四五”是一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自发运动，是人民对“四人帮”法西斯暴政的反抗，为半年之后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做了重要铺垫。当时，各大城市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可谓波澜壮阔，惟有地处北陲的哈尔滨，全市只有第七百货商店（今百货大楼）门前贴了一张饰以白纸花的小幅周恩来遗像，和一条没有任何过激言辞的悼念标语。此事被定为哈市惟一一例“四五反革命事件”，公安部门奉命追查，却也不了了之。这两位挺身而出的勇士即诗人谢文利和省文化局干部李树栋。在周围一片沉寂中，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勇敢。
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年的沉寂，还不由让人一阵阵心凉。这像北方的冬天一般凝滞的状态可说呈现在各个方面。记得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得红红火火，只有我们这里还在观望，致使中央多次批评，百姓怨声载道。文化方面更其如此。八十年代中期，本城的几位美术界精英组成的“北方艺术群体”，形成与国内前卫的“85美术思潮”同步的一环，但很快便由于人为的因素被迫解体。之后，这个群体的所有画家纷纷流入武汉、珠海等地。记得一位朋友临走时不无眷恋地一次次环视这座城市，但他却冷静地判断：“这里没有适合艺术生长的土壤，我必须离开。”
在这座自诩为“音乐名城”的城市里却整年也听不到一场有水准的音乐会，两年一度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请来国家级的小提琴手，竟然拿一些粗浅的曲目愚弄观众，却也获得如雷掌声。这又能怪谁呢？1993年这里曾来过一流的萨尔茨堡莫扎特室内乐小组，在音响极差的剧场里，整个演出过程是伴随着观众的谈笑声、咀嚼声、脚步声、鼾声、座椅的噼啪巨响和乐章之间不恰当的掌声进行的。观众的粗俗表现使哈尔滨蒙受巨大的耻辱，此后再未来过高质量的演出团体。
一位留学多年回哈探亲的女友，一上街即震惊得目瞪口呆：“哈尔滨姑娘怎么这副打扮？这会让人误解的！”哈尔滨姑娘着实敢穿却不会穿，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有限，只能盲目地模仿电视剧女主人公或歌星的打扮来包装自己。常见穿晚礼服上班逛大街，却又穿职业套装、休闲装出席晚宴，不分场合地浓妆艳抹、袒胸露背、披纱挂穗，常闹国际误会。九十年代初期，国内服饰已趋向棉麻丝毛等崇尚自然的潮流，但直到1993年，哈尔滨各商场仍挂满了半透明的并缀满粗糙机制绣花的化纤衬衫，欲穿纯棉或真丝衬衫得借出差之便去京沪一带购买。近几年，才逐渐向国内水准靠拢。
这些令人遗憾的现象让人时时想起“文化边缘”。这四个字很容易理解，拿一块石头扔进一个水域，石头落下的中心激起浪花并产生一圈圈密集的涟漪，扩展到外围的涟漪已经趋于平静了。我们这座城市就经常处于最后一圈涟漪上。若说北京是文化中心，我们便是文化边缘，文化中心发生的事，要经过许久才会传导到我们这里。地理位置是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此说又未必适合其他内地、沿海城市。我们仍应自省，回溯不太久远的历史便知其详。
从瞿秋白对20年代哈尔滨的记述中，我们了解到“全哈书铺，买不出一本整本的《庄子》，新书新杂志是少到极点了。上等人中只有市侩官僚，俄国化的商铺伙计。”哈尔滨早期移民多为关内未受过教育的贫苦农民，而俄国的贵族文化并不曾与本地文化交融，因此，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缺少薪火相传积淀的厚度，先天文化底蕴不足。建国后，大批被贬谪的“右派”、下放干部、十万官兵、内地知青给这里带来过文化的生机，但随着右派改正，知青返城，老一辈知识分子陆续辞世，新一代文化精英一批批涌向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城市，使留下的这座城市更加沉寂。这里关于文化的一些动作，让人更真切地感受远离主流文化的悲哀。一天晚上，一位作家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拿起电话竟发觉没有几个可以交谈的人，感到无比孤单。说完便无话。我在电话这一头却沉重地接住了这份孤单的感受。一位长者在右派改正回北京后，曾写信给我，说有时想起留在哈尔滨的我们一家，会想起契诃夫的《三姐妹》。
我们不能指责离开这座城市的人们，从文化落后的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是生物的趋光本能。但是留下来的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凡是正视这座城市的缺陷的人，必是真心的热爱这座城市，为了她的新生，我们必须经历应有的阵痛，也必须一次次旧话重提。不管是为官还是为民，我们都该是这座城市的建设者，那么，我们的建设能否从文化的建设开始？而文化的建设是否该从自身的完善开始？我们是否该从把粗野当豪爽、粗俗当民俗、肉麻当有趣、无知当淳朴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按一个现代城市居民应有的文化素质来一点点塑造自己？
我曾参加过一次紫丁香音乐厅的爱乐者俱乐部的活动,十分惊愕地发现，种种活动内容竟是从音乐的入门常识开始。主办人苦笑着说，“没有办法，我们比不了北京上海，能有人喜欢音乐就不错了。目前只能做这种普及性的工作，以后会逐渐深入。”此话质朴且令人肃然起敬，这正是从边缘向中心靠近的一种建设。但愿我们的城市多一些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的建设者，他们的每一份努力将打破以往的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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