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娜阿姨

文/曾一智

最后的老哈尔滨俄侨

13年前，为筹办《黑龙江日报》的《城与人》专刊，我第一次走进哈尔滨的东正教教堂，当时唱经的除了神父只有米沙叔叔和瓦莉亚阿姨，但是我被那仿佛来自天堂的和声震撼。

在教堂外面，我看见一个俄罗斯的老奶奶正俯身抚弄一株小草，满头白发在初夏的阳光里如银丝一般灿烂。我的镜头对准她的时候，她竖起食指表示反对，但她的姿态依然那么优雅。她就是尼娜阿姨。

后来，我在米沙叔叔的嘱托下走进伏洛霞阿姨的家，走进瓦洛佳的家。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让我成为最后的老哈尔滨俄侨历史的记录者。

如今，我的朋友们在天堂里安息了，我遵照他们的嘱托，在复活节、圣母升天节和他们的重要忌日去皇山俄侨墓地看望他们和他们的母亲。即使我不在哈尔滨，也会委托朋友代为祭奠。

在米沙叔叔身边，我依然会把最快乐的、最困惑的、最伤心的事情跟他诉说。——题记

今年的圣母升天节那天，我依然去皇山俄侨墓地看望我的老俄侨朋友们，向他们献花。依然为长眠在那里的尼娜阿姨、伏洛霞阿姨、瓦莉亚·韩带去3束粉红色的玫瑰和她们爱吃的食品。

尼娜阿姨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

2001年9月26日，尼娜·达维坚科与世长辞。

在她去世的前一晚，我赶到医院，听到她在被抢救的过程中不时地含混地呼喊着什么。我送给她的那件花毛衣，脱掉一只袖子，在枕旁摊开。从冬天到夏天，她始终穿着这件毛衣。

米沙叔叔辞世一年之后，尼娜阿姨也要走了。我又一次感受到在死神面前束手无策的绝望。

尼娜·阿法纳西耶夫娜·达维坚科于1910年出生于横道河子镇，并在 圣文金斯卡娅教堂受洗。当时这里是中东铁路的一个较大的车站，她的父亲阿法纳西·费奥多罗维奇·达维坚科在1903年自俄国来到这里做木工，尼娜有一姐一妹，两个哥哥，她三岁时，举家迁往哈尔滨。

阿法纳西·达维坚科在中东路工作了20多年，曾主管过道里的第八工段，后来又是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一个负责人。

尼娜家在炮队街（今通江街）拥有一幢二层楼房和一幢平房。她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9岁时去车站街（今红军街）著名的奥克萨科夫斯卡娅私立女子学校（原址已无存，搬迁到龙江街的校址即今省保密局）读书，她记得当时每天乘校车从中东铁路总工厂（后为哈尔滨车辆厂，现为上海爱建开发的大面积住宅小区）到学校上学。两年后，去以中东铁路首任局长霍尔瓦特之名命名的霍尔瓦特中学（位于霍尔瓦特大街，即今中山路）就读三年，后又到拉脱维亚人符拉基米尔·安德斯在道里药铺街(今中医街)开设的安德斯中学读了三年书。然后去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开办的天主教圣若瑟教堂附设的修道院女子学校读了三年书，这是个与世隔绝的学校，由修女授课，管理十分严格。她有40多个来自英、美、法、俄、德等不同国家的女同学，在这里学习英语、法语、钢琴等课程。三年学业结束后，她又回到哈尔滨，在一所犹太会计学校学习会计专业。尼娜说她一生都在学习。

1939年，尼娜进入道里秋林公司任会计，在这里一直工作了17年。在此期间，一个犹太人为她起了一个中文名字，“王伊林”。1956年中方接管秋林，她与俄籍职工离开这家公司时,已是会计部主管。她一定是个非常敬业又热爱自己职业的人，因为只要提起秋林，她的眼神就变得柔和，一再重复着“秋林，秋林，我的，17年……”

她的爸爸于1946年4月辞世。从1943年到1962年，她的哥哥、姐姐、妹妹相继离开哈尔滨，姐姐玛丽亚回到苏联的阿拉木图（现为哈萨克斯坦），妹妹丽吉娅去了澳大利亚，大哥鲍里斯去了新西兰，二哥符拉基米尔去了巴西。家中只有尼娜与妈妈梅兰尼娅·米罗诺夫娜相依为命，1956年到1961年，尼娜到苏联侨民会做了五年会计，以后再无职业，和妈妈靠每月35元房租生活。

1972年12月14日，妈妈也离开了尼娜。尼娜对我说，妈妈睡觉的时候没有了。从那以后，她就一个人生活。中苏关系交恶时，她非常害怕，不敢与中国人交往。许多年过去了，她的哥哥姐姐相继辞世，现仍在澳大利亚的妹妹丽吉娅是她惟一的亲人。

这些年，她一直靠海外哈尔滨俄侨募集的捐款生活，她过的是极简朴的生活。她的两座房子已被拆迁，在新楼的二楼给了她房子，比原面积小很多，并且始终没有给她房产证，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该到哪里去问。直到她辞世以后，她的房子才得以出售。

与尼娜阿姨相识三年，作为她信任的朋友，也有两年。自从她在2000年患了带状疱疹，我开始经常去她家探望，发现她的生活节俭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她的衬衣衬裤都是补丁摞补丁，外套也是仅有的几件。日常饮食可以简化到只吃面包，喝一杯茶或咖啡。记得第一天就是去附近的商店为她买了两套衬衣裤。后来，又和塔尼娅一起为她买了炊具。

她的年龄比这个城市小不了多少，身体一天天衰弱，已发作过8次昏厥。澳籍俄侨尼古拉·扎伊卡和华俄后裔娜塔莎带她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她的身体无大碍，只是器官老化了。朝鲜族的东正教徒瓦莲京娜·韩明禧为给她和其他俄侨老人补充营养，每个星期三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吃午饭，礼拜日则请他们去饭店吃饭。

她是个非常有教养的人，家里最重要的位置陈列着东正教的圣像和爸爸妈妈的照片，那些几乎与这座城市同龄的精美家具仍很整洁。俄式餐桌上铺着老式的手工钩织的网扣台布，自圣诞节摆上的小圣诞树也是属于过去的。她说，那台老钢琴的钥匙丢了，因此她不再弹琴。每当我看见那台伫立在墙角的老钢琴，心里会涌起悠远的琴声，那静静地诉说着过去的琴声。

她喜欢读书，问她喜欢哪些俄国作家，她写了托尔斯泰、契诃夫，后来又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她写下了《战争与和平》时，我问她：“你喜欢娜塔莎·罗斯托娃？”她笑了：“喜欢！”

我带她去龙门大厦贵宾楼吃饭，这里是一百年前的中东铁路宾馆，她跟我说，这是最好的饭店。我们交谈中，遇到修道院这个词汇，实在搞不懂了，尼娜用英文写出来，恰好邻桌的用餐者中有一个美国人，他帮忙翻译后竟然过来向尼娜鞠了一躬。他说他不仅听到了哈尔滨老俄侨的历史，还看到了历史的见证老俄侨，感受到了真正的高贵。

2000年5月，尼娜忽然发高烧，烧退之后，右侧肋部前后都起了一片通红的疙瘩，疼痛难忍。华俄后裔胡泓和尼古拉·扎伊卡（科利亚）等人带她去医院检查后，确诊为带状疱疹。胡泓的姐姐塔尼娅（中文名字胡茗）是这时开始来照顾她的保姆（由海外俄侨的捐款支付工资）。她不仅体贴入微地服侍尼娜的起居饮食，还为她请了中医，每天喂她喝一副汤药。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500多块，400元的保姆费都花在尼娜身上。她每天换着样给尼娜做一些容易消化又有营养的饭菜，但尼娜从不付菜钱。不过胡泓带尼娜看病的医药费早已找瓦莉亚·韩报销了，这一对华俄后裔姐弟的价值观截然不同。

塔尼亚经常为她洗头洗脚。在为她洗脚时，发现她的脚趾甲已有一寸多长，她自己也记不清有多久没修剪过了。我去附近的几家浴池，终于找到一位愿意登门服务的安徽籍修脚师傅。在酷暑中，这位师傅大汗淋漓地修了一个多小时（塔尼娅则不停地为她换热水），才算把大脚趾甲修好。他说，修了十年脚，从没见过这么长的趾甲，这么难修。在朋友们的照料下，她的病一天天好转。到她家去探望她时，看见她文雅地吃着塔尼娅为她准备的午饭，并且幽默地学着我们的样子，对我们说：“По кушать（吃饭）！”心里真是高兴极了。

在她生病期间，科利亚帮她找到了钢琴的钥匙。但她绝不弹琴，她说她已经35年不弹了。她喜欢听我为她弹琴，尽管我只能弹《献给爱丽丝》，其余的就是外国古典歌曲的旋律。她静静地欣赏着我那并不高明的琴声。也许，我是第一个在她家那台古老的钢琴上弹奏乐曲的中国人吧。

一曲终了，她便指着琴说：“还一个！”于是我边弹边唱：《连斯基的咏叹调》、《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燕子》、《假如我的歌声能飞翔》、《印度客商之歌》、《哦，你，花园》……她可以连续听上一个小时。在一次为她弹奏俄罗斯歌曲《晚钟》时，她居然轻轻地随着唱了起来。

她曾经工作过的秋林公司在召开庆祝建店百年座谈会时，我提供了尼娜的线索，秋林公司的领导非常高兴，立即请她来参加座谈会和庆典仪式。这对尼娜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她换上了新衣服参加活动。哈尔滨市原副市长赵明孝曾任秋林总经理，并在1956年参加了中方接收秋林的工作，他一眼认出了尼娜。秋林公司还送给尼娜鲜花和300元慰问金，她非常感动，依次拥吻了三位秋林女职员。那束鲜花她一直抱在怀里，不让别人帮忙，带到家里插在瓶中，天天换水。

在秋林公司百年店庆的时候，我找到一个负责人陈述尼娜的生活窘境。那个人当众承诺以后每个月给尼娜开养老金。大家热烈地为这个承诺鼓掌。然而，以后再没见这个公司的一分钱。

尼娜的节俭一方面是由于长期只靠35元房租生活，另一方面是她想攒钱给妈妈修坟。因为她的妈妈自1972年去世后，其坟墓一直还是泥土堆积，木质十字架也十分陈旧了。尼娜想给妈妈修大理石的坟墓和十字架。每个月由海外俄侨捐助的400元人民币她只用很少一部分，其余的都积攒起来。我和塔尼亚曾经帮她清理过这些钱，我们三人一起到离她家不远的一家银行存上以后，瓦莉亚·韩不放心，让取出来存到“汇丰银行”，说这个银行保险。唉，跟这些老人说不通的，只好又带着尼娜阿姨去了他们心中的汇丰银行——如今的中国银行。

尼娜阿姨病重时，曾许诺要用3万元人民币买她的所有家具和钢琴、并说要为她的母亲修坟的人来到她家，我和尼娜阿姨没有听清此人在说什么，但是两个保姆听清了，便说：“他说要买你的钢琴。”尼娜阿姨摇手：“不卖。”

尼娜阿姨去世后，澳大利亚哈尔滨俄罗斯人协会的柳德米拉·科西岑娜女士来哈尔滨帮尼娜的妹妹丽吉娅办理遗产继承事宜。丽吉娅说，只要圣像和家里的照片，其余的家具、器具、旧书等都卖掉。但曾承诺了支付3万元人民币的人此时却对瓦莉亚·韩说，他只能出2000美金。

瓦莉亚·韩和柳德米拉通过国际长途电话征求丽吉娅的意见后，认为他给的钱太少，让他再增加一些，于是只增加到2500美金。尼娜的父亲阿法纳西的带有金色相框的照片也被此人拿走，他说他翻拍后就还给柳德米拉，但那幅照片直到柳德米拉离开哈尔滨也没有归还，此后一直摆在那人开的咖啡馆里。

瓦莉亚·韩建议将尼娜阿姨家里一台古老的座钟送给我，我说：“我不要，我要别人的东西干嘛？”

在后来的清理中，瓦莉亚·韩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做工精美的首饰盒，一会儿又问我要不要参加舞会用的手袋。我当然拒绝。后来，我看见了尼娜的茶具，只剩下三个杯子，摆在俄式的大餐桌上，如同尼娜阿姨生前与我和塔尼娅一起喝下午茶的样子。我盯着那只杯子，轻声问道：“我可以要这只杯子吗？”

在我的家里，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十字架、圣像都摆在一起，在圣像前面，摆着尼娜阿姨的茶杯。

一年之后，瓦莉亚·韩用尼娜阿姨生前的存款为尼娜的母亲梅兰尼娅修筑白色大理石墓，同时也为尼娜修了同样的墓，一共花费6000多人民币。尽管没有尼娜阿姨期待的十字架，但在周围一片黑色大理石、花岗岩、混凝土修筑的坟墓中，显得格外洁白。

2006年11月，我和女儿来到天津，终于在圣若瑟堂附近找到了尼娜阿姨的学校。我想起曾在尼娜阿姨家里看到过的老照片，问学校的人：“这里的楼是不是拆了一半？”他说是的。

于是我就以残存的老楼作为背景，想着80多年前的那个来到哈尔滨的俄罗斯小姑娘优雅的身影曾在这里闪现，拍照留念。尼娜阿姨一定想象不到这一刻，但我的确为此而感动。

2011年9月25日写于北京

注：本文发表于2011年9月30日《黑龙江晨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