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城市文化研究”渐成热点，这显然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结果。当代文化研究的新趋向是超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分析范畴，寻找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更微观的分析视角。单一的历史已经不复存在，现代性问题被放在了更加复杂和多样化的语境下加以审视。
自十九世纪出现了巴黎和伦敦这样具有现代意义的大都市以来，人们就被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性体验当中。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现代赞美诗率先开启了对现代化大都市锻造的新经验的抒情回应。在这种现代化的体验视角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敏锐地捕捉到之后，城市研究便开始了新的理论征程。在西方学术的视野里，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等著作及其工程浩大的“拱廊街计划”理论研究已成为一个经典的参照系统体，同时也成了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的灵感起源。德雷克?葛里高里(Derek Gregory)在《地理学的想象》一书中，不但论述了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型意义，还特别指出了当代理论的许多视角和具体的城市研究密切相关；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资本的限度》对作为“第二帝国”的巴黎做了全面的研究，在后期，他又以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学为理论观照，对后现代性的状况和当代都市问题做出了深刻的阐释；爱德华?W?索亚（Edward?W?Soja）的《第三空间》以洛杉矶的都市研究为分析背景，讨论了后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都市问题，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了社会理论的脉络当中；沙朗?佐京（Sharon Zukin）的《城市文化》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和“自动化”的文化欺骗与虚构性；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明日城市》从各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出发，讨论了城市规划实践及其意识形态的演变等等。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状况的了解，丰富了当代城市文化研究理论诸多方面，同时也绘制和整合了资本、商品、消费、空间、文化和现代性等问题在当代城市语境的复杂景观。
在这种文化研究思潮的带动下，国内的文化研究在新世纪以来也渐渐初具规模。上海师范大学的“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已成为正式的研究机构。包亚明的《游荡者的权力:消费社会与都市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和《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以及孙逊主编的“都市文化研究”丛书等或借鉴国外都市空间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对当代都市加以文化批判，或深入当代都市现场寻绎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潜在脉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2003年，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当代东亚城市——新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国际会议已然成为国内城市文化研究的启程碑，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在地经验”，既有对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现实的思考，也有对当代都市历史想象的探讨，其间更多的，是对上海几十年间空间变化隐含的意识形态的挖掘，会议后陆续出版的“热风思想论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也成了国内文化研究的最具代表性的丛书；上海大学文学学院的文化研究系于2004年7月成立，这是国内第一个文化研究系，王晓明、蔡翔、雷启立等学者主编的《热风学术》也开创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先河。
就目前国内都市文化研究状况来看，基于西方城市空间和都市文化研究理论的城市文化研究是其中的主流，也是最有生产力的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资本全球化大背景下现代都市文化空间呈现的同质化面目相关联的，然而我们有必要意识到，即使考虑到全球化的同质化进程，城市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以及不同区位和拥有不同历史的城市中，其发展状况往往又有着深刻的差别，不同的文化成分在其中交织混杂，且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交织方式，因而，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承担都市社会再生产功能的空间生产总是具有千差万别的内涵，并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更为关键的是，如果我们想通过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以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反思，这些差异性的经验和状态就显得极为重要。就此而言，今日中国的城市文化研究既要充分借鉴西方文化理论的资源，又要潜入当下中国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城市的自身脉络当中，在理论的反思借鉴和当下中国文化的问题意识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对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研究正是从这一方面做出的尝试性努力。作为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线或三线城市之一，哈尔滨无疑有着区别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北等标志性现代化都市的特征，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城市形态及其独特的历史发展经验等等都使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哈尔滨自1907年开埠以来，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西、华洋、殖民与反殖民、现代和传统、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等多重的冲突长时间纠结缠绕。正是在这种激烈的冲荡之中，哈尔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都市文化生产机制和独特的空间体系，对这种城市文化的分析显然必须同特定的历史经验和多样的现实诉求联系在一起。这一研究无疑也需要社会学、文化理论、文学叙事学以及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的共同参与，而不能简单套用任何现成的规范式理论或示范性研究案例来图解这些地方性意味浓重的文化现象。
确切地说，哈尔滨这座在我国较早具有现代化都市特征的城市的诞生，时常被归结于中东铁路的建成以及外国殖民势力的扩张，但在一百多年的历程中，哈尔滨乃至龙江的区位所具有的边地风情，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以及新中国初始阶段的工业化等等文化因素，都参与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空间书写当中。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座城市的俄侨和犹太文化等异域风情成为构筑哈尔滨城市形象的显著文化表征，这从哈尔滨的“东方小巴黎”、“东方莫斯科”等历史“美誉”的当代复活可见一斑。作为今日哈尔滨城市形象的主打名片，中央大街步行街毫无疑问正是这一城市文化形象体系的核心。在一个世纪之久的城市发展史中，中央大街因其被外国移民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等文化力量的多重书写而被编制成一个特殊的历史混杂网络，逐渐被提升为独特的城市品格和城市精神。中央大街本是因中东铁路开建而由沙俄在建城之初打造的一个运输物资的通道，经过苏俄和日本的移民或殖民、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市场化转型以来的商业化改造的百年历史锤炼，这条街道在时间的更迭中渐渐演变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中心。1997年，哈尔滨市政府将中央大街设定为集休闲、文化、娱乐于一体的商业步行街。一个敞开的大商场、一张城市的明信片、一座建筑艺术的博物馆、一个中外旅游者的观光地，这是今天的中央大街的几个被关注的面向。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央大街的历史变迁，可以说是充分体现这个城市变迁的缩影之一，而围绕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文化认同，几乎也就是中外文化历史交流下的，有关旅游经济和时尚休闲消费的景观化都市。如今我们在中央大街漫步，无疑会因其展览馆式的欧洲建筑艺术所独具的异国风情而被吸引，会因其持存近百年的石头路面而瞬间忘却现实社会的问题与危机，我们会忘记这些建筑作为殖民文化符号同时潜藏着的殖民文化的屈辱意味，会忘记这条街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左右时间里的意义变迁，甚至更不会去关注近二三十年来这条街道周边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当然，更重要的，我们也因此而不会去念及：在市场化转型和消费主义时代来临之际，这条被幻化成物质文化乐园、消费文化集散地和异国风情折射板的街道，对我们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又是怎样书写了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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