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的国际家庭

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 2000年12月7日

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前排左一）和曾外祖母切斯娜（前排右一）自海拉尔来哈尔滨，与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扎列茨基（后排右一）、外祖母吉塔（后排左一）、玛拉的妈妈因娜（7岁）合影。后来曾外祖父母去了苏联。

2．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自苏联返回哈尔滨，她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幸免于难，但她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死去了。前排左起：玛拉的外祖母吉塔，3岁的玛拉，切斯娜；后排左起：玛拉的外祖父玛特维，妈妈因娜，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

玛拉·穆斯塔芬的名字不断听人提起，她是瓦莉亚·韩的同学的女儿，又是省社科院的客人。不过，最让人难忘的是她的家庭——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人组成的家庭。这个不寻常的家庭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构成于哈尔滨——这个不寻常的城市当年居住着来自数十个不同国家、民族的人们，也包容了这些人们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带来的差异。如今，玛拉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看望自己出生的地方，尽管离开哈尔滨时她还不满5岁，但她把这里看作自己的故乡。她说：“我是哈尔滨人。”

玛拉的外公外婆是犹太人，外婆的父母于1910年从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来到海拉尔，曾外祖父吉尔什·奥尼库尔（俄文名字为格利高里·马特维耶维奇·奥尼库尔），是生产著名的 “胜家” 牌缝纫机公司驻海拉尔的代表。那时外婆只是五个月的婴儿，名叫吉塔。后来一家人移居哈尔滨。外公的家族于1908年来到哈尔滨，经营畜牧场和肉类加工厂，在埠头区（今道里区）中国十一道街（今西十一道街）开了一家肉店。外公莫迪亚·扎列茨基（俄文名字为马特维·阿布拉莫维奇·扎列茨基），1912年来哈尔滨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两年后去美国，以后又回哈尔滨从事畜牧产品加工业，与他的兄弟合开“扎列茨基兄弟公司”，在海拉尔有一个大畜牧场，供应哈尔滨公司的肉类。1927年，外公和外婆结婚以后，去海拉尔居住，并且加入了苏联国籍。以后又回到哈尔滨。

1929年，玛拉的妈妈因娜·马特维耶夫娜·扎列茨卡娅在哈尔滨出生，外公外婆的家在斜纹街（今经纬街）155号一座二层的公寓楼，楼里住的都是俄国人。1935年，妈妈去坐落在高士街（今高谊街）上的玫瑰学校上学。在日伪时期，苏联公民受了很多苦，由于日本人不让苏联公民的孩子上学，妈妈1945年才毕业。后来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东方经济系，在这里认识了玛拉的爸爸。外公在1955年～1959年任犹太国民银行副经理。1936年，玛拉的曾外祖父母带着其他的子女回到苏联，但他们没能逃过斯大林的“清洗”，1957年，玛拉的曾外祖母切斯娜只身一人回到哈尔滨，曾外祖父和她的孩子们都死去了。

玛拉的奶奶安东尼娜·阿尔特莫夫娜·舍洛玛诺娃是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出生在俄罗斯的萨马拉。爷爷穆罕默德让·穆斯塔芬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鞑靼人，出生在喀山，曾经是市杜马的议员。二十年代，他们几乎同时来到哈尔滨，在这座城市相识相爱并结婚。爷爷是无国籍的白俄，来到哈尔滨后几乎什么工作都干过，生活比较拮据。奶奶在马家沟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做护士。他们住过南岗也住过江北。

1929年，玛拉的爸爸阿利克出生。爸爸是在炮队街（今通江街）的俄罗斯学校上学（即原犹太教会学校），他还记得在江北住时，每天划着小船过江上学，而冬天就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去。后来，他也考入哈工大。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汉语的读写都很熟练。平时喜欢到松花江上玩游艇和冲浪板。爸爸和妈妈在工大读书时相爱，但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因为穆斯林是不与犹太人通婚的，而犹太人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和其他宗教的人结婚。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种婚姻在以色列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但他们还是说服了家人，幸福地结合了。婚后住在外婆家里，爷爷去世后，奶奶也搬到他们楼下居住。这样，在五十年代哈尔滨通江街155号,就居住着一个由犹太、鞑靼、俄罗斯三个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组成的家庭——这是哈尔滨这座独特的移民城市里发生的美好而动人的故事。

大学毕业后，爸爸和妈妈来到阿城糖厂为苏联专家作翻译。后来，由于他们不同意移居苏联，被糖厂解雇，爸爸去哈尔滨外专俄语系任教师。1954年，他们的独生女儿玛拉出生了。1959年，他们一家与外公外婆一起移民澳大利亚。

和一些初到澳洲的俄侨不一样的是，他们到了悉尼以后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玛拉说，这是因为犹太人都很团结，能够互相帮助。爸爸妈妈的大学毕业证书在澳大利亚不被承认，悉尼大学的一位汉语教授主动找了爸爸，让他跟他学汉语，重新得到了毕业证书。爸爸在政府里当过汉语和日语翻译，技术员。在七十年代初期，澳大利亚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而举行第一次会谈时，担任同声翻译的就是玛拉的爸爸阿利克·穆斯塔芬。玛拉的妈妈和外公都找到了会计的工作，外婆在家里照看幼小的玛拉。玛拉不会英语，同学们听不懂她的话，这也许使这个哈尔滨来的小姑娘有些困惑。其实，她的记忆中没有储存多少关于哈尔滨的痕迹，倒是记住了离哈尔滨不远的一个小镇帽儿山。来澳洲后第一次去大自然中游玩，玛拉说她来过这里。妈妈说，你没来过，你去过帽儿山，外公和外婆曾在那里找过工作。但是，玛拉说，她在感情上很怀念哈尔滨。在澳大利亚的哈尔滨俄侨中有很多哈工大毕业生，他们组成了同学会，经常见面，一直非常想念哈尔滨。

玛拉也毕业于悉尼大学，以后在堪培拉国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她的专业是政治学和俄语，硕士论文就是关于国际关系问题。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12年，从事战略战术分析研究，作过外交官，还当过外交部长的顾问。离开外交部后做新闻工作，在国家报纸上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实际上是代表国会、议会从事外交事务报道的研究。以后又回到外交部，被派往驻泰国大使馆任政务和商务参赞。还参加过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谈判。1990年，为了会见住在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玛拉第一次回到中国来，她记得当时还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两年中又去了一次北京，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中澳大利亚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她参加了澳大利亚电视通讯公司海外部，负责在柬埔寨的发展工作，在柬工作了两年。那时柬埔寨刚和平解放，回到联合国，公司为此作了许多工作，很有意思。她决定留在公司工作，不回外交部了。以后她被公司提升为整个东南亚发展的工作的负责人。在越南、老挝工作两年后，于1998年回到澳大利亚。

玛拉想要实现自己多年的愿望——写作，因此辞去了工作。她正在写一本关于家族历史的书，主要是纪录从中国回到苏联的亲属的命运及家族的遭遇。这是一本关于哈尔滨俄籍犹太人的书。她了解到，1937年克格勃头子叶佐夫曾有一个命令，所有在中东路工作过回到苏联的人都被看作日本间谍，一律逮捕。玛拉到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查阅到的材料不仅是家族的，也是其他人的命运，这里也有留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的命运和遭遇。1996年，正在东南亚工作的玛拉看到了上海社科院俄侨专家汪之成的著作《上海俄侨史》，她很感兴趣，并把这本书带给精通汉语的爸爸看。一年以后，通过友人与汪之成建立了联系。

今年5月，玛拉要来哈尔滨收集资料，也很想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她说服了爸爸妈妈和她一起回到哈尔滨，这是他们自1959年离开后第一次回来，是到上海后，在汪之成的陪同下回来的。41年过去，哈尔滨的变化非常大，许多街道已面目皆非，让寻访故地的爸爸妈妈感到很困难。他们来到经纬街，发现那里大部分老房子已经拆除，他们的老家也不见了，新盖的楼房上挂着哈尔滨市商业银行霞曼支行的招牌。爸爸妈妈感到非常遗憾，尽管玛拉说四十多年过去了，不能指望会原封不动地保留过去的痕迹，但听得出，她也同样感到遗憾。他们去看望了两座改作他用的犹太会堂（即犹太教堂）和住进人家的鞑靼清真寺，又一次感到遗憾。在中央大街上漫步，看到一座座熟悉的老建筑以及爷爷工作过的犹太国民银行，一家三口的心情才好起来。

他们来到犹太墓地，看到那里的修复和保护工作都做得很好。他们在汪之成的帮助下，仔细辨认着一个又一个墓碑，终于找到了曾外祖父母和一些亲属的坟墓，非常高兴。玛拉认为这是在东亚保护最完整也最好的一块犹太墓地。但在回民墓地没有找到爷爷的坟，她的爸爸非常伤心。那天恰好是东正教复活节后的第十天，他们幸运地在与犹太墓地相邻的东正教墓地遇见了正在过节的俄罗斯人和华俄混血的教徒们，其中一位正在自己父母的坟前招待客人的漂亮的老太太认出了他们，她就是爸爸妈妈的哈工大同学朝鲜族人瓦莉亚·韩明禧。她热情地陪他们在哈尔滨各处游览。但是，玛拉去省档案馆试图查阅犹太人档案时，却被拒绝。这使她十分诧异，因为她去过许多国家的档案馆，那都是对外开放的。

11月中旬，她与悉尼犹太博物馆的首任馆长阿兰·雅可布、悉尼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雅库波维茨（波兰犹太人，曾居上海）以及上海社科院斯拉夫中心主任汪之成一起来到哈尔滨，与黑龙江省社科院犹太研究中心的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为准备她将要写作的第二本书（关于犹太人、俄罗斯人在哈尔滨的情况）在哈尔滨收集资料。玛拉说黑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曲伟和其他研究人员给了她很大帮助，尤其是使她能够顺利地进入市档案馆查资料。她非常高兴地看到那里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并且查到了外公外婆的档案。她说，“历史是所有的人创造的，这些宝贵的资料是属于历史的。应该尽快对外开放，否则再过若干年了解这些历史的人就不存在了，这些资料也就失去作用，而成为死资料了。”

玛拉说，看到哈尔滨最近在犹太人研究和保护犹太人遗址方面所作的工作，感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会有许多犹太人来哈尔滨。但是，为了使更多的犹太人来哈尔滨寻根，省档案馆应尽快对外开放。第一次访哈后，她又去美国访问，那里的很多犹太人都问什么时候能开放档案。由于哈尔滨有很多资料和遗址，在犹太研究上就像以色列一样具有重要位置。如今，哈尔滨犹太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如果开放档案，会吸引很多人来哈尔滨。否则他们会认为来了也是白来，会认为这是一个闭塞的城市，不会为这里做什么贡献的。玛拉去过哈巴罗夫斯克档案馆，那里有很丰富的资料，并且全部对外开放。她还谈了尽快修复犹太新会堂（现为东方娱乐城）的愿望。玛拉几次提到哈尔滨犹太墓地，她已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同很多犹太人谈到这块墓地保护的如何好，他们都很惊讶，对此非常高兴。她认为管理这块墓地的主任工作做得很好。更值得高兴的是，目前皇山公墓已经上网，并且专门为犹太墓地做了一个英文网页，便于远在海外的哈尔滨犹太人及其后裔查找亲友的墓址。

她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她在瓦莉亚阿姨的带领下访问了老俄侨叶夫罗希尼娅·尼基夫洛娃，交谈中，她问起老人认不认识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老人说：“托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我们是同事，我还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恰好笔者带来一些刊载关于哈尔滨俄侨的文章的报纸，想到写尼基夫洛娃的文章很可能配了这张照片，便请老人过目，果然，照片上有玛拉的奶奶。她的奶奶回到苏联后，还经常与尼基夫洛娃通信。

这次她的朋友们是为了准备在澳大利亚举行“犹太人在上海”的展览而来，她希望在澳大利亚也能举办关于哈尔滨犹太人的展览会，因为过去全中国的犹太人的中心在哈尔滨。

后续报道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1年8月10日

去年12月，玛拉（见《玛拉的国际家庭》一文）回澳大利亚不久后的一天，我去看望伏洛霞阿姨（叶·安·尼基伏洛娃）。她从身后拿出一本书，这是一本194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罗斯民歌的歌词，《русские　песни》书页已经发黄，硬纸封面也已经破损，但在扉页上有一个俄文签名：Инна　Зарецкая（因娜·扎列茨卡娅）。

因娜是玛拉的妈妈。这个签名如同普希金那朵夹在书中的小花，让人生出许多联想和疑问。

伏洛霞阿姨对我说，这本书是玛拉的奶奶东尼娅（安东尼娜的爱称）在1959年回苏联以前送给她的，那时她们都在比乐街的苏联侨民会医院工作，东尼娅是护士。从此以后，她们再未见面。当然，差不多同时随着外祖父母和父母移民澳大利亚的玛拉也再未见过奶奶。因娜是安东尼娜的儿媳，这本书是她在分别时送给婆婆的？还是因行李过重而留在家里的？安东尼娜孤身一人回苏联时，又为何把这本书送给尼基伏洛娃？在经历了生离死别、房子动迁等变故的42年间，伏洛霞阿姨又是怎样把它珍藏至今？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这个在哈尔滨建立的国际家庭留下一份可以触摸的情感。安东尼娜·舍洛玛诺娃早已卒于苏联，而这本小书经历了42年的时空变化，却成为这个国际家庭的历史见证。伏洛霞阿姨真了不起！

伏洛霞阿姨问：“能不能寄给玛拉？她一定高兴。”

于是，我给玛拉发了电子邮件。那天恰好是基督教的圣诞节（东正教要晚13天），我不知这个犹太人与俄罗斯人、鞑靼人的后裔过不过这个基督教的节日，但还是把这个好消息当作圣诞节的礼物送给她。玛拉在回件中非常激动，并且给我回寄了一个中国小孩放鞭炮庆春节的网上卡通贺卡。由于我们双方都知道这本书的价值，所以都担心会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一直希望哪位澳大利亚的俄侨回哈尔滨旅游时，托他捎回去。但一直没等到这样的朋友。

今年五月，玛拉在电子邮件中询问是否可以邮寄这本书，我在去邮局咨询后告诉伏洛霞阿姨，邮局说，可以挂号寄，不会丢失的。伏洛霞阿姨很信任地将书交给我，并且系上一条黄色的带子。于是，这本跨越了57年时间、又跨越了莫斯科到哈尔滨的空间的小书，带着因娜的名字，带着一个家族也是哈尔滨俄侨的历史，带着伏洛霞阿姨与安东尼娜的情谊，飞往澳大利亚的悉尼。

玛拉说，看到书上面妈妈的签名，感觉太奇异了。

几天以前，我从邮局取回玛拉寄给伏洛霞阿姨、瓦莉亚·韩和我的礼物。我看着老人读着玛拉用俄文写的信，品尝着澳洲巧克力、英国红茶时快乐的样子，心里也被一种奇妙而温暖的感觉填满。玛拉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条手绘水墨花卉的真丝纱巾，我已经转送给身患重病的伏洛霞阿姨，她非常高兴地收下——这是准备在她去世后作为丧服的一部分戴在头上的。

注：这些照片是去年12月《玛拉的国际家庭》见报的前一天收到的。当时由于电脑出了故障，无法打开附件，因此留下一个遗憾。现发表以使读者能有一个直观的视觉印象。

作者后记，2008年12月20日

玛拉最后一次来哈尔滨是在2005年夏天，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伏洛霞阿姨。玛拉给了伏洛霞阿姨500元人民币。伏洛霞阿姨让我收下：“医院里有小偷！”后来，我特地和奋斗药店的人一起去她家里，当面把钱还给她。

现在，伏洛霞阿姨已经辞世两年了，她长眠在哈尔滨俄侨墓地。她的头上戴着玛拉送给我的这条中国丝巾，身上穿着我给她订做的白色真丝缎礼服。海兰泡的萨沙在一年以前给她修了黑色大理石的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