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风靡大江南北的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开场有这样的描写：“从南岗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从头到脚一身黑：黑帽子、黑衣服。黑袜子、黑鞋，连手里提的铁桶都用黑布缠上，真像武侠小说中的夜行人一样。”
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才情出众的女作家萧红，多部小说都提到“喇嘛台”一词。《一条铁路的完成》有如下的描述：“向着喇嘛台，向着火车站。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几千人的行列……那时我觉得我是在这几千人之中，我觉得我的脚步很有力”。1936年3月创作的《手》：“就是这时候，王亚明坐着的马车从“喇嘛台”那边哗啦哗啦的跑来了。”
这些描写上个世纪的文艺作品，频繁出现的“喇嘛台”又是什么？
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的是两个爱国青年，夜晚去哈尔滨火车站纪念碑刷写革命标语。情节中“从喇嘛台坡路上走下来……”。去过哈尔滨的人都知道，从南岗方向去哈站确实是一段坡路，也就是现今的红军街。萧红1928年在哈工大附中念书，校址在铁路局和哈站之间。她小说里“喇嘛台”和哈站同时出现，显然这是两个非常近的建筑。
中东铁路的修筑，沙俄为取得修路所需的沙石、石灰和木材等。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欺骗等手段，野蛮地把铁路沿线很大的范围划为附属地。俄国有驻军、设警、司法和行政权，完全是”国中之国”。
东正教,又称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十世纪末,东正教由拜占庭帝国传入俄国。清朝二百年间，东正教虽然“打开了中国之窗”，但是信徒和教堂极少。直到1898年中东铁路开始修筑，俄国东正教的神甫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擎着火与剑,跟随沙俄的哥萨克士兵们，耀武扬威地闯入中国东北。他们和铁路当局、护路队沆瀣一气,充当了沙俄侵华的工具，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年在哈尔滨、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绥芬河、一面坡和横道河子等地，信仰东正教的俄人，修筑了为数众多的教堂。如今这些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铁证，有的拆除了、有的闲置、还有的另作他用。
1898年，俄罗斯人来到松花江畔的，在田家烧锅（今香坊）设立修建铁路的大本营。为尽快沟通香坊与南岗的交通，中东铁路工程局首先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中国人习惯称通道大街，从原喇嘛台，即现在的省博物馆广场段到现在省政府一段，路面是用大石块铺成的，再往南至香坊站是土路。走出哈尔滨站沿红军街（以前霍尔瓦特大街的一部分），前面是一段上坡路。很快就能领略一座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红军街和东西走向的大直街在省博物馆交汇，是哈尔滨最繁华的街道。交汇处有一个建筑，在“文革”前，这个建筑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它就是俗称“喇嘛台”的 圣尼古拉教堂。也就是萧红多次提到的“喇嘛台”。
1966年8月23日深夜，圣.尼古拉教堂被红卫兵破坏。 圣尼古拉教堂哈尔滨最负盛名的东正教堂之一，只能在历史照片和文艺作品中，领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下图为1910年的圣.尼古拉教堂与红博广场（原 圣尼古拉教堂位置）。
尼古拉大教堂
尼古拉大教堂原址
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历史文化名城苏州落下帷幕，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罗西亚大街入选第二届“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2010年8月的最后一周，我慕名来到具有浓郁欧陆风情的罗西亚大街。我沿着古老的街道，穿街走巷，翻墙攀瓦。很多闲逛的当地人也注意到我。都给我讲述不同时期的建筑，里面发生的故事。数量众多的老建筑得以保全。一个穷呀！穷就没钱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整体衰落了，没能力把具有文化价值的建筑拆除。穷在某种意义还是好事，昂昂溪幸运的没有变成，钢筋混凝土林立的火柴盒。
一位六十岁老人讲述一个心酸而无助的故事。
他说：“过去昂昂溪火车站正前方，也就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前面，竖立一座有两个尖顶的“喇嘛台”，淡黄色的墙面，白色的砖砌拐角，木质房架，绿色的铁皮屋顶面。平面成长方形，每当上面塔楼大钟报时，悠扬的声音传得很远。在手表缺乏的时代，附近几公里的人都按它的声音计时。”
我急忙问老人：“昂昂溪过去是俄罗斯人聚居地，怎么会有喇嘛庙？”
老人疑惑的看着我喃喃道：“是外国修道士住的，老辈人都叫“喇嘛台”。
我在整个中东铁路沿线发现，对教堂遗迹都称呼为“喇嘛台”。我猜测也许是俄国信仰东正教，昂昂溪和哈尔滨等地，当年离蒙古很近，受到喇嘛教影响，以前很多人文化不高，就习惯把信教的地方称为“喇嘛台”了。
老人所说的教堂，是1902年建立的东正圣使教堂，俗称“喇嘛台”。一座砖混结构的俄式教堂。老人还说：六七十年代曾用作粮店。八十年代初租给人炸油条，在使用过程中引起一场火，结果石头为主的俄国建筑，除了把建筑熏黑以外，整个结构损失不大。火灾发生后铁路部门把教堂收回，一直闲置荒废了好几年。后来铁路部门要建幼儿园，就拆除了教堂。
八十年代初，大型施工设备极少，建筑拆除还没有应用爆破技术。教堂拆除以人工作业为主。
“异常坚固的教堂，叮叮当当的铁锤敲击声音，响了三个月，施工队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拆完。据说工钱是加了好几次。”老人说。
教堂拆除期间，工人们发现一座坟墓，立即报告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几位公安干警骑跨斗摩托来了，查看了现场，断定是一个俄罗斯修女的墓葬。
老人有点激动：“他们把修女脖子上长长的银十字架拿走了，骑摩托扬长而去。没说尸体怎么处理”。
“那后来怎么样呢？铁路和施工队没移走尸体埋葬吗？”我急忙问。
老人没有立刻回答，吸了一口烟，眼神中微带哀伤。叹了口气继续说：
“没有，谁也不管。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公安没说话，谁出拿头呀。尸体随意抛弃在工地上，后来小孩淘气就把脑袋给砸了，绿色的脑浆四溅，老人回想起来就吃不下东西。”
老人继续说：“当时我就想俄罗斯是侵略我们，可修女也不是警察、军人，她有没有罪，都死好几十年了。不该那样对待遗体，还是该给她找个地方埋葬”。
老人还说，在政治环境还不宽松的情况下谁也不敢处理此事。从那以后他就想：“不能出国，死也在自己家里，在外国死了连尸体都随意被抛弃”。
据说修女遗体就没了，谁也不知道那去了？修女的黄头发，挂在工地铁丝网上，随风哀鸣很长时间。
现在这里是铁路幼儿园，基本没留下照片。据说当地政府悬赏十万元人民币征集“喇嘛台”照片。后来我多方查找资料发现了一张昂昂溪车站（原称齐齐哈尔车站）教堂的历史照片。
中东铁路沿线，目前还是称呼东正教教堂遗迹为“喇嘛台”，这个奇怪的名称从何而来呢？
十七世纪的俄国生产落后，可以向国外输出的产品不多，由于缺乏贵重金属，貂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现代的黄金储备的作用。沙俄为掠取更多的皮毛贡赋，沿着西伯利亚水路并进向东扩张。在十七世纪上半叶，闯入我国黑龙江流域。《清圣祖实录》记载：“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侵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即费雅喀）、奇勒尔诸部，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
正当沙俄疯狂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之时，清朝大举入关，同李自成争夺天下，东北边防空虚，力量极其虚弱。清政府无力组织对沙俄的大规模反击战，只得下令将“索伦、达呼尔南徙于嫩江之滨”，将女真人“从黑龙江和松花江下游迁往库尔瀚江（牡丹江）和松花江上游”。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疯狂烧杀，短短十几年，黑龙江变成一片废墟，田园荒芜，俄国人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烧毁的原居民住宅。
清朝平定“三潘之乱”后，随即在东北边疆对沙俄展开反击战。康熙二十一年，中国与俄国在黑龙江流域爆发了雅克萨之战。沙俄战败，中俄双方于康熙二十八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反击战中清军先后俘获俄国军民近百名，按《尼布楚条约》第四款：现在俄军民之在中国或者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清军将这些愿意归顺大清国的俄军战俘带回北京安置，将其编入镶黄旗。当时的清政府颁布命令：“罗刹归顺人颇多，应令编为一佐领，令其彼此相依，庶有资籍”。定居于北京的这支俄罗斯人，因为被俘地点在黑龙江对岸的阿尔巴津城(中国称为“雅克萨”)，所以，这个族群被称为“阿尔巴津人”。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的根本”，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主要是基督教、天主教）。但是对俄罗斯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统治者却采取了宽容态度。在北京的这批俄罗斯人中，有一俄人是东正教司祭。康熙皇帝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俄罗斯百人队”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当时，中国人把俄罗斯人称为“罗刹”，这座小教堂被称为“罗刹庙”。列昂季耶夫从雅克萨城带来了圣尼古拉的神像，所以，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也叫“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该条约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 该条约还允许俄罗斯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在中国统治中心建立了合法的传教场所。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起，一批又一批的传教士团派来中国，起初由北京传教士团管辖，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改归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教区领导。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当初，列昂季耶夫为了传教方便，给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历次来华传教团也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的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Fo)；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来华俄国传教团，当年走的线路：一是从彼得堡，途径伊尔库次克、色楞格斯克，穿越蒙古，取道张家口到达北京；二是从莫斯科，途径托博尔斯克、贝加尔湖、尼布楚、额尔古纳河、嫩江、张家口到达北京。进入中国走的地方是蒙古族和其它北方少数民族活动地区，这些北方民族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清初，定喇嘛教为国教，对少数民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有“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的说法。清政府非常重视喇嘛教，这都会影响到在华俄国传教士们。下图是原中东铁路（今滨绥线）免渡河尼古拉耶甫卡娅教堂。
意大利人传教士马国贤是清康熙年间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人物，是中国园林西传的先驱人物。所著《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记述了这些俄罗斯战俘后代：“他们的教堂，就像中国人崇拜偶像崇拜的寺庙一样，也叫作“庙”，像我们的教堂一样，门前也有一座十字架，但是边上还有两个横木。他们把天主称为“佛”（Fo),是对偶像的称呼；称教士为“喇嘛”，如同佛教的和尚。”马国贤的记载了俄罗斯在华教士被称为“喇嘛”的说法。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一日刻写尔伊墓碑（碑原在北京安定门外东正教公墓），把已故神甫写尔伊称作“天主教三喇嘛”，亦可为证。
1860年以后，驻北京传教士团改由俄罗斯正教最高宗教会议派遣。他们利用以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权利，开始大规模向中国内地传教,出版汉文传教书籍,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中东铁路在中国东北开通后，为满足俄人东正教徒的精神需要，修建了一些教堂，这样俄国东正教堂逐步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
据统计,在1917年前，属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的机构，有教堂37座。俄国十月革命后,白俄人员大量流亡中国,教徒人数骤增。1922年，驻北京传教士团更名为正教会北京总会，并断绝同莫斯科正教会的关系，属流亡在塞尔维亚卡尔洛瓦茨的俄罗斯正教国外临时主教公会管辖，并相继在哈尔滨、上海、天津、新疆等地设立4个主教区。1923年东北各地有教堂38座，仅哈尔滨主教区就有信徒约30万人，以白俄流亡者居多。而当年北京传教团把东正教教士称为“喇嘛”，教堂称为“喇嘛台”的说法也就传承下来。即使清末东北地区变成沙俄的势力范围，铁路沿线实行殖民色彩的统治。俄罗斯人在也不会像清初时期，为了迎合中国人称教堂为“喇嘛台”了。可多年来经中国人口口相传，“喇嘛台”也就成为中东铁路沿线东正教教堂的俗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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