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一智 原文发表于《黑龙江日报》2004年2月
特迪·考夫曼在以中友好协会安排哈尔滨客人与原居哈尔滨犹太人会面。
去以色列之前，我带着两个疑问：一是哈尔滨到底有没有犹太人后裔；二是现居以色列的哈尔滨犹太人是否了解“河豚鱼计划”。为此，也做了一些准备。
经过11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市，那时是北京时间9时20分，当地时间凌晨3时20分。经过机场入境检查到出口时，已是4时许。不想，以中友好协会会长特迪·考夫曼和一位犹太实业家伯纳德·达列尔已在晨风中守候。他们热情地与已经熟识和初次见面的哈尔滨朋友们握手、拥抱，一下就把人带入一种亲切的氛围。
特迪·考夫曼的名字早已知晓，不仅由于他本人的身份，更由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当年哈尔滨犹太社区的领袖。如今，特迪·考夫曼在以中友协的位置和他所起的作用也与他的父亲相似，这一点，是我们在以色列的日子里不断被证实的。
“都是中国人！”
以中友协坐落在特拉维夫市的一幢普通的居民楼内，为了便于接受采访，特迪·考夫曼在这里组织了两次哈尔滨犹太人的聚会。第一次恰逢犹太人的宗教节日“烛台节”，在短暂的欢迎仪式后，那些鬓发斑白的犹太女人端出一盘盘她们亲手制作的节日食品。坐在我两边的一个是天津犹太人，一个是上海犹太人，她们的父母都是哈尔滨犹太人。她们像看着小孩子吃饭那样不断地分给我一样样犹太民族特有的食品。名叫海雅·布拉哈的上海犹太女人还不停地对我说着：“交关好！交关好！”发现我能听得懂上海话，她便尽量回忆着记忆中的上海话的词汇，尽量组装成句子，兴奋地向我表达她对中国、对上海的思念。坐在我对面的是名叫阿雅·罗森布拉夫的哈尔滨犹太女人，她的爷爷是1914年从西伯利亚到海拉尔的，以后转到哈尔滨生活，在著名犹太实业家列夫·齐克曼的工厂工作。阿雅在哈尔滨的玫瑰学校上学。我问她：“认不认识因娜·扎列茨卡娅？她的女儿玛拉是我的朋友。”她惊喜地点着头，我把《黑龙江日报》刊登的《玛拉的国际家庭》这篇文章给她看，她看到因娜和丈夫、女儿的照片时非常高兴。她说，玛拉曾经来过以色列，她们见过面。我问她：“我可以叫你Тётя（阿姨）阿雅吗？”她愣了一下便急忙点头，然后眼泪竟然夺眶而出。我勾起了她的回忆吗？一声“Тётя”是否让她想起了在哈尔滨说着俄语，叫着年长的女人“Тётя”的日子？
75岁的阿雅是在1950年离开哈尔滨回到以色列的。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很多哈尔滨犹太人便纷纷离境，去以色列建设犹太人的国家。我们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耶路撒冷、海法等大城市采访那里的哈尔滨犹太人时，发现他们的生活轨迹基本相似。我们接触到的人几乎都在哈尔滨的塔木德小学学习希伯莱语，然后或者去玫瑰学校，或者去商务学校读书。岁月流逝，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及后裔已成为以色列政治经济文化界的佼佼者，如以色列副总理奥尔默特、以色列国家科学院副院长塔德莫尔、以色列大百科全书主编纳德尔等。但他们始终把自己看作哈尔滨人，50余年的时间更加深了他们对于哈尔滨的思念。正因为如此，他们把我们这些来自哈尔滨的中国人当作“老乡”，甚至是哈尔滨的象征。一次次发自肺腑的倾诉，一双双噙着热泪的眼睛，向我们传递着一份份真情。在海法市与老船长伊萨依·国德金交谈时，他用东北味儿的中国话说：“都是中国人！”
特迪·考夫曼的帮助
每一个见到特迪·考夫曼的人都会被他的真诚感动。我们在以色列的工作中，每天都感受到来自于他的关切和帮助，而这种帮助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去耶路撒冷时，他和伯纳德·达列尔从特拉维夫驱车赶来，陪同我们去以色列国家科学院、希伯莱大学采访那里的哈尔滨犹太人。如果他不能陪同，他便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已经做好的安排。每次都是在前往采访地的途中接到这样的电话，令人非常温暖。
考夫曼熟知哈尔滨犹太人的历史，有时，那些已经上年纪的犹太人记不清自己的家族历史，便大声喊着：“特迪！”特迪来了，便迅速而准确地说出那一段历史，并且随手可以从以中友好协会的书架上找到文字资料。然后，那记不清自己家族历史的犹太人便非常信任地说：“特迪什么都知道。”
我在以往对于哈尔滨俄侨的采访中，曾多次听人提到已经故去的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据说他的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很多人提到，他曾与俄侨玛格丽特·安道诺娃生有一个儿子，名字叫符拉基米尔·安道诺夫。如果热列兹尼亚科夫真是半个犹太人，那么哈尔滨就还有犹太人的后裔。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向特迪·考夫曼询问。他立即肯定地点头，他知道热列兹尼亚科夫的祖父的确是犹太人，并且从当年哈尔滨出版的《犹太生活》杂志中找到他与他人作为穆棱煤矿公司的代表时刊登的广告，并且复印给我。但是他不能确定热列兹尼亚科夫的母亲是什么人，因为根据犹太人的法律，小孩的民族是随母亲的。
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收获。
在问到“河豚鱼计划”时，特迪·考夫曼表示他对此不了解，他说很多日本人也不知道这段历史，只是后来发现了秘密档案以后才为人所知。作者（指《河豚鱼计划》一书的作者）也说这是过去没有人知道的。作者也到以色列来访问过他，但他对此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回答令我失望，因为我非常想捋清这一段历史，也非常想知道哈尔滨犹太人对待这一段历史的态度。
但是，已是实业家的伯纳德·达列尔却对我说起另一段往事。当年，他的父亲为躲避日本人的追捕求助于特迪的父亲亚伯拉罕·考夫曼医生，亚·考夫曼便让他住进犹太医院，假做住院的病人，逃过了劫难。伯纳德说：“你知道，我的父亲没有病，他却把他作为病人保护起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说着，70多岁的老人眼里涌满了晶莹的泪水。他还说，特迪的父亲帮助了很多很多犹太人，包括那些逃避纳粹的迫害来到哈尔滨的犹太人。亚伯拉罕·考夫曼在犹太人的心里具有民族英雄的位置。
在原居中国犹太人大会上，特迪·考夫曼用希伯莱语所做的发言博得一次次热烈的掌声，不知道他讲了什么，但其中浓烈的感情色彩却写在他的脸上。然后，他开始给中国留学生和犹太人后裔大学生发放奖学金，还发给每个年轻人一本《犹太人在哈尔滨》画册。据坐在我身边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卢坤参赞介绍，原居中国犹太人大会一年召开一次，以中友协把募集来的钱作为奖学金，每年发给16个中国留学生和100多个原居中国犹太人后裔，每人1500谢克尔（约合人民币3000元）。
特迪·考夫曼还邀请我们到他的家中吃晚饭，丰盛的犹太民族食品是他的夫人拉莎和女佣一起准备的。餐前，特迪·考夫曼送给每个来自哈尔滨的中国朋友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他还对计划在哈尔滨召开的关于犹太研究的国际研讨会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并对已经出版的《犹太人在哈尔滨》画册中的失误部分提出具体的意见，他打算用几个月时间一一修订后，再将修改本寄回哈尔滨，以便于再版时更正。他那认真与负责的态度让人尊敬。
宾主频频举杯时，晚宴的气氛越来越像一个家宴，大家一起唱起了《伏尔加船夫曲》。每个犹太朋友都在搜集记忆中的中国话。特迪·考夫曼念起了老哈尔滨童谣：“七十七，九十九，是东西，我都有。”中文名字叫作史高威的斯穆什科维奇先生激动地说：“我来到以色列50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离开以色列一个月了，春节过后上班时，我接到寄自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新年贺卡，落款是“你的朋友T·考夫曼”。我的心里非常温暖，我想，呀！我的哈尔滨老乡记着中国的春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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