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城市离不开离开商业，做为现代城市的兴起，哈尔滨的迅速崛起和商业有莫大关系。哈尔滨城市发展得益于商业，但是国内研究都把视野局限于客观条件，如日俄战争，中东铁路，欧亚大陆桥，俄国十月革命等等，但是对于哈尔滨利于商业发展制度层面，鲜有有人提及。在哈尔滨金融业的发达便于投资，保险公司遍地，许多商家都对自己的财产进行投保，也是许多专家所未曾涉及的层面。一般来说促成哈埠商业发展离不开的就是交通与金融俩大因素。交通许多专家都有论述，但是对于哈尔滨金融史研究却一直裹足不前。
1940年前，当时的人们生活在这座城市是如何生存的？他们的生活是否和我们现在一样心满意足？当我们满心好奇地揭开历史厚厚帷幕时，沿着先人留下的鸿泥雪爪去寻觅这些温馨动人的时刻。恰恰是这些使他们成为记忆中的一部分，永远地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
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在一个偶然机会与那个时代的哈尔滨金融邂逅了。我在一则资料看到当时写着哈尔滨当时有许多钱桌子，这个钱桌子可以放钱还可以帮人换汇。最奇的是看到哈尔滨任何一家妓院的妓女可以去那里无抵押的借40块大洋。借贷之易令人啧啧称奇。于是再寻来相关材料一看，不得了，当年的许多商家都买了保险，最大化的规避了商业风险。其中最著名的是哈尔滨的同济老板武百祥当时生意被大火吞噬之后，保险及时赔付使这哈尔滨商界奇葩得以延续在日后大放异彩。当年由于铁路的便利使得当时粮食大豆交易极为活跃，与之相辅相成的是在哈尔滨当时就有类似谷物交易所，进行期货交易。这些都是给当时生活在哈埠的人们带来巨大便利商业机会的先决条件。那么这些利于金融与商业发展的因素都是什么呐？
除却交通，资源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深层原因在于如下原因：
首先，当时的制度是鼓励商业发展的。哈埠当时是上海工部局模式管理，这一管理方式非常利于商业发展。二是文化层面受西方商业文明影响。这里当时的新教在哈传播很广，许多商人都加入了基督教会。不要小看了教会，所谓的契约精神正是来源于此。商人重时守诺，对于降低交易成本来说至关重要。若是单纯套用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较为可笑。但是从教会带来西方文化极大地影响、促进了哈埠商业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如武百祥这位同济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基督徒，他在教会学会了英语俄语还有建筑，另外其妻姜宝珍也是基督教徒，并在英国丹麦生活过数年。（同济另一创始人赵禅堂亦是基督教徒）。在武百祥的自述中，他讲在基督教会有位教友总是大谈世界他国异事，别人一笑置之，而武却择其可用之处一一施行。后来武又在三自的影响下，独辟西门脸教会。这当时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个表现，当时中国三自教会教领就是宋耀如（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宋氏三姐妹和宋子文之父）。有了如此这般文化契合，又有合理的制度为保障，其他客观条件又是如此之佳。所以在短短的数十年从一座渔村迅速崛起为东北亚重要城市，当时中国对外第二大贸易城市（第一是上海）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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